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与实践7篇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与实践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调研组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管党治党，重在基础。加强党建引领下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与实践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与实践
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调研组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管党治党，重在基础。加强党建引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等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全国各地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在基层治理创新方面形成了不少务实管用的经验。其中，天津市北辰区“一核引领、一网覆盖、六治融合”的创新实践，带动北辰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诸多成效，其经验值得认真梳理总结。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北辰区是天津环城四区之一，是典型的城乡结合地区，基层治理问题十分复杂。近年来，北辰区大胆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初步探索了一套务实管用的基层治理思路和办法，破解了多年未解决的治理“顽疾”。
第一，突出党建引领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和各方面。天津市北辰区既强调区委统筹协调，抓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又坚持把镇街作为主战区，强化党（工）委基层治理“龙头”作用；既要求夯实村居党建基础，又推
进党建服务中心标准化，着力强化阵地建设，成效显著。
第二，以综治和警务网格融合为突破口，探索形成覆盖全域、便捷高效的治理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天津市北辰区打造“1+3+N”模式，解决“发现问题难”的困境；通过“平安北辰”APP 研发，畅通工作流程，解决好“发现情况如何处理”的问题。此外，还延伸打造“全科网格”，真正实现全网覆盖。
第三，不断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以善治为目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全面提高区域社会治理能力，还需要动员组织广大群众。天津市北辰区从自身实际出发，不断进行创新探索，既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放手让广大居民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又始终坚持依法办事，引导干部群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同时还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在提高基层治理效能上下功夫。
总的来看，正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使天津市北辰区的社会治理局面发生了重大改变，并推动实现了从等问题到找问题、从各自为政到联合作战、从压事压责到赋权赋能、从集中整治到常态长效的转变。北辰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是新时代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具体实践，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积累了一些经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启示。
一是必须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根本，不断强化党组织的领导力、组织力、号召力。党建引领直接影响基层社会治
理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成效，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一方面，要牢牢抓住市县这个基层治理的主战场，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同政府的资源整合优势、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社会组织的群众动员优势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基层治理的整体性、协同性。另一方面，要在加强基层党建上下功夫，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强化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为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发挥更大作用。
二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城乡群众搞好服务、多办实事、破解难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有效社会治理和良好社会秩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就是要把良好社会秩序作为人民群众的幸福之基、和谐之本，畅通和规范群众利益协调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着力消除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三是必须在作风建设上狠下功夫，用心担当作为，敢抓敢管敢“碰硬”。基层治理涉及范围广，工作任务繁重，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发扬新时代斗争精神，主动担当作为，敢于动真碰硬，着力解决涉及城市管理、环境整治、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以更高的标准推动基层治理工作再上新水平。
四是必须注重广泛凝聚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多管齐下、全民参与的强大合力。从天津市北辰区的实践来看，广大群众中蕴含着参与社会治理的巨大热情和力量。加强社会治理必须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
群众，不断完善政策措施，丰富志愿者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渠道，为基层治理注入多元力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篇二：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与实践
内
容
提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在乡村层面丰富了国家治理体系。论文通过阐述基层治理的发展史、目的、内容、途径以及实际运用，系统的展现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情况。
论文第一部分主要讲述基层治理的发展史。从基层自治成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到 1982 年写入宪法，再到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十九大报告最终提出。从“枫桥经验”推广到“桐乡经验”，我县基层治理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论文第二部分主要讲述推进基层治理的目的。从村民自治的服务性、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乡村治理中德治的作用这三个方面来阐述，明确了“三治融合”在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作用。
论文第三部分主要讲述如何推进基层治理。通过党的领导，加强“三治融合”，推动群众参与，以机制为保障来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论文第四部分主要讲述推进基层治理的根本途径。通过处理好社会三治协同关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家基层治理格局，形成政府调控与社会自治互补的新模式。
论文第五部分主要讲述推进基层治理的实际运用。本文选择崇阳
2 县基层乡村治理为案例，通过民主的选举、决策、管理、监督，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因地制宜的发展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振兴。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既传承于我国农耕文明传统,形成良好家风、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又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体制机制，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道路，最终实现三农问题在新时代、新常态环境下的新跨越。
关键词：基层治理；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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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 自治、法治、德治 推进基层治理的
实践与思考
—— 农村基层治理
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础、法治是乡村治理的保障、德治是乡村治理的升华，自治、法治、德治是一脉相承，只有抓住自治这个根本，法治、德治工作才能够更好地深入开展，坚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具体体现。崇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城乡基层治理工作，把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摆在党委、政府的重要日程，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同部署，注重以党建为统领，把基层治理的重心向基层延伸，以点带面，实现“整县推进、整乡提升”。
崇阳县位于鄂东南，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处，全县国土面积 1968 平方公里，51 万人，辖 8 镇 4 乡，187 个建制村、16 个城镇社区、2080 个村民小组、3125 个自然村湾，全县共配备村（社区）主职干部 216 人，村（社区）副职和委员807 人。
一、以自治、法治、德治推进基层治理的发展史 （一）以自治、法治、德治推进基层治理的起源
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自治，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经过曲折艰难的探索后，于
4 1982 年被写入宪法，成为我国的根本大法。1998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标志着中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正式成立。在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我们过去多理解为民主选举，较少的关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因此，村民自治制度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政府的管理模式从“管治”走向“治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已经蕴含于新时代的党政课题中。
（二）以自治、法治、德治推进基层治理的正式提出 关于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概念，在《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专门提出。党的十九大表述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首次在党的重要报告中提出全新的基层乡村治理模式，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治理体系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新形势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精神，就必须紧紧围绕“人”这个核心，积极创新基层乡村治理的理念和模式，推进基层三治建设。
（三）以自治、法治、德治推进基层治理的推广
本文将“三治融合”定位为新时代“枫桥经验”，认为正是因此才有了枫桥经验成功的转型升级。浙江省桐乡市荣星村“乡贤参事会”和越丰村“百姓议事会”等的“桐乡经验”便是更为直观的感受、深刻的认识。基于此，以基层乡村治理的新要求、新指示为指导，以“桐乡经验”和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基础，形成了三治融合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5 就以崇阳县白霓镇龙泉村为例：白霓镇龙泉村位于金沙岭脚下，因山腰一溶洞长年一股清泉涌出而得名。全村版土面积 7.1 平方公里，现有 10 个村民小组，611 户 2484 人。党小组 4 个，党员 52 名，入党积极分子 10 名。
1. 村民自治。
通过引导农村致富带头人、老干部、老党员等群体，组建了大市村村民理事会，通过支部主题党日、湾子夜话等，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治理。推行先民意后定事，先定事后选人，先承诺后督评的“三先三后”模式，通过“民意出单，自主点单”形式，促进村级经济发展。全面推行“大事小事摊开说、村务财务公开讲”做法，建立健全“一月一事一议一公开”和村“三资”管理“一户一账一会签一报审”制度，切实推进民主治村。今年来，我村村民理事会已累计为群众办理实事 28 件，参与监督项目实施 6 件，参与村级重大决策 4 次。目前，村里成立了红石桥劳务输出有限公司和彬彬种养专业合作社、乡土情种养专业合作社，有 529 人在全国各地从事木地板装饰，基本做到了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全覆盖，达到户户一人，人均年收入达到 10 万元左右。小小木地板，铺就龙泉人民致富路。
2. 法治引领。
龙泉村向县律师事务所聘请一名法律顾问，与村集体经济挂钩的统统经过法律顾问把关。由于以前的村支部书记法律意识不强，部分集体经济签订合同不
6 规范，导致村集体经济流失。自从聘请法律顾问后，将所有集体资产进行清算，完善部分合同，挽回集体经济鱼塘200 亩，果树 5 千多株，收回集体土地 200 多亩，直接挽回国有经济损失 300 多万元。并同法律顾问一起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和通俗易懂、便于全体村民掌握和操作的《村规民约》，并以此来规范村民的言行举止。
3. 德治结合。
先后投入 10 余万元对龙泉村党群服务中心进行升级改造、在内部设立了文化礼堂、村史馆等设施，并依托阵地开展“五个最美”评选活动。即“最美媳妇”、“最美婆婆”、“最美家庭”“最美能手”、“最美贫困户”评选。通过“最美”活动评选，引导群众树立文明乡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创先争优的良好氛围。
二、以自治、法治、德治推进基层治理的目的 （一）增强村民自治的服务性功能。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村民的意志、权益、动力等方面。目前，我国大部分的乡村都修订或制定了村规民约章程。通过引导基层群众组织、社会组织和村民个人有序参与农村发展事务，进一步提升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水平。但村民自治不是放任自流，而是紧抓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推进村务政务公开，发挥村民中各类人才、乡贤、有知识有能力等群体的作用。同时，对符合职责条件的农村社会服务组织给予政策、技术、资金等的支持。
（二）提升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大力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手段解决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中遇到的问题。对突出治
7 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推进平安家庭、平安乡镇、平安社区等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守法用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建立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每一个建设一个法律服务中心，为农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处理好农村规章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与矛盾，系统的梳理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行为准则，特别是结合经济发展升级、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战略等日常工作，指导各村修订村规民约，切实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行为。县、乡（镇）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加强对村务工作基层治理的指导、对农村各类矛盾的预防和监管，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法律保护、维护法律尊严、增强法律信仰。
（三）发挥乡村治理中德治的作用。对于培育良好村风民风家风，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德治具有基础性指导作用。在广大农村(社区)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集体意识、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繁荣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发挥身边榜样示范带动作用，发挥乡贤能人的道德感召力，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守望相助、崇德向善的文明乡风。依托村规民约持续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褒扬善行义举、贬斥失德失范，通过“最美”活动评选，推进乡村移风易俗，唱响主旋律，育成新风尚。
以崇阳县浪口村为例：崇阳县浪口村乘党的惠民利民政策春风，以本土文化为魂，注重挖掘、传承、发扬地方文化，
8 激发出广大村民的向心力和内动力。
1. 戏曲文化源远流长。汉剧创始人米应生在此落地生根，关公戏《破壁观书》等作品广为传颂，一到晚上，汉剧、提琴戏在各村湾上演传唱，深受群众喜爱；在浪口陆水河上，一年一度的龙舟比赛，展现了浪口人的拼搏竞进精神；舞狮、猜灯谜等民间传统文化焕发生机，崇阳大型文化剧《隽水天城》取材于此。
2. 生态文化如火如荼。浪口大桥建成通车，使浪口村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幕阜山旅游公路、天路公路、沿河公路贯穿全境，浪口由原来的“台湾岛”变成中心村；新修通组公路 5 公里，实现了组级公路黑化美化；殷家排、陈家咀、边塞殷家、姜家湾 4 个便利、宜居的村民集中安置区共吸纳219 户 899 人入住，边塞殷家、丁家垅、姜家湾 3 个美丽村湾美不胜收、宜居宜游，生态文化建设在此得到充分展示。
3. 产业文化全面推进。浪口温泉地热资源深闺待识，2012 年引进三特公司进行综合系列开发，共投入资金 2 亿多元，打造了浪口温泉小镇、浪口森林温泉、燕子垭索道、温泉客栈、十里画廊风情漂流、浪口温泉精品酒店等特色景点，同时带动了农家乐、农村超市、民宿酒店、水果采摘等产业发展，以浪口温泉为核心的系列产业，共吸引 163 人就业，73 户 192 人实现了脱贫致富。据此，当代教育集团在浪口温泉小镇建立一个研学旅行文化实践基地，文化振兴正在引导
9 浪口走向乡村全面振兴。
三、以自治、法治、德治推进基层治理内容及特色 （一）以美好生活为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不渝的奋斗目标。现代乡村基层治理，必然是在党的领导下，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契合本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基本情况，解决民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诉求。这就意味着现代乡村基层治理必然由“维稳”为主转向以“维权”为核“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桐乡在推进“三治融合”过程中，始终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分尊重民意，维护民权、依靠民力，从群众身边的困难问题着眼，旨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进十年年多以来“枫桥经验”、“桐乡经验”在村（社区）平安建设中大显身手，动员群众力量广泛开展了平安创建活动，推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谐，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做到为民服务不缺位，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
（二）以党的领导为前提
坚持和完善党对乡村基层治理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乡村工作的具体贯彻与落实。嘉兴是孕育“红船精神”的地方，“桐乡经验”的“三治融合”始终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道路的一条标准，党的领导在“三治融合”实践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指明了以党的领导保证乡村基层治理的正确方向，以精准服务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以党组织为核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以基层治理成效检验
10 基层党建。这凸显了红色基因的代际传递，并发扬光大。
（三）以三治融合为核心
自治、法治、德治都是在乡村治理中不可或缺一部分。“三治融合”既不是三条路径平行，也不是简单将的三种治理之道的合并。重点在一个“融”字上面。
1. 要从本质属性上“融会”。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基层群众自治是国家的基本民主政治制度，《村委会组织法》赋予了村民能够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权利和义务。从这里看，自治不仅是乡村治理的本质属性，还是乡村治理的法定属性。因此，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都要融入自治这个根本。
2. 要从法定属性上“贯通”。自治既需要发挥法治在维护社会秩序、约束失范行为、惩处违法犯罪、促进社会正义等方面的规制作用，也需要发挥德治在弘扬社会正气、和睦家庭关系、化解邻里纠纷、促进社会向善等方面的教化作用。如果说法治的功能重在“禁止”，规制“不可为”、“不能为”；那么德治的功能就在“教化”，引导“应该为”、“积极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有效是基础。因此探究“三治融合”，不仅要考量三治如何“合”的内在逻辑性，更要考量三治怎样“融”的有效性。以三治的良性互动机制促进三治的融会与贯通，互促共进、效应倍增。
（四）以群众参与为关键
在乡村治理中，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做到“六个让群众”:让群众当家、让群众满意、让群众明白、让群众学法懂法守法、让群众自治、...
篇三：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与实践
）心得体会：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最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创造性构想。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乡村振兴是乡村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过程，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过程。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就表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总目标。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中，“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基层社会治理息息相关，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就必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因此，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环。
一、“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基本要求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两大目标。要有序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准确把握“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基本要求。
（一）“乡风文明”的基本要求 乡风是指特定乡村社区居民的信仰、观念、操守、爱好、礼节、风俗、习惯和社会心态等精神文化要素的总和。作为一种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为一体的精神文化，乡风是特定乡村社区文化传统长期积淀的结果，亦是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从本质上看，乡风的形成是特定乡村社区价值观转化为社区居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的过程。总书记曾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说，乡风就是一个乡村社区的灵魂。因此，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实现“乡风文明”。
从乡村振兴的视角来看，“乡风文明”的基本要求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乡村社区居民必须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曾多次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坚定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支撑。可以说，乡村社区居民只有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与精神追求，才会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结合在一起，才会将个人目标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中来。也可以说，建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与精神追求是乡村社区居民观念与行为文明的最高统领，是“乡风文明”的最强引导力量。（2）乡村社区居民必须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层面标准。乡村社区居民的个体行动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直接动力，但个体的行动绝不能是无规范的行动，而必须是
有价值引导的行动。价值观不仅是乡村社区居民个体行为的“导向仪”与“调节器”，还是构建良好乡村风气的精神基础，而且是社区居民理想信念与精神追求的重要支撑。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实践依据，它不仅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而且也符合我国社会的特点与当代人的价值诉求。因此，乡村社区居民必须在个人层面上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行为指导，将文明行为嵌入到乡村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中。（3）乡村社区居民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制定或认可、用于调整人们社会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也可以说，个人的道德水平不仅是衡量个人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乡村社区文明建设的社会基础。但是，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乡村文化的道德功能正在弱化，主要表现为道德约束功能下降，如勤俭节约的传统道德在功利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冲击下被人们逐渐抛弃。因此，乡村社区居民必须提高道德水平，具备良好的道德操守，以“修身”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要具备良好的道德操守，就必须不断地提高个人品德、遵守职业道德、倡导家庭美德。（4）乡村社区家庭必须具有良好的家训家风。指出：“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精神内核，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内在功能的正常发挥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条件，而家庭内在功能的正常发挥有赖于良好的家训家风。也就是说，社会优良风气的形成必须以良好的家训家风为基础。因此，乡村社区居民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以道德法律为约束，通过“齐家”全面推动“乡风文明”建设。（5）乡村社区邻里必须互敬互助互爱，实现和谐共处。“邻里相恤、邻里和睦”是我国一直所倡导的传统美德。我国有一句俗语——“远亲不如近邻”，说明邻里之间的互敬互助互爱关系是构建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乡村人口的大举外流，乡村逐渐由原来的“熟人”社会变成了“半熟人”社会，而这种“半熟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邻里关系的良性互动功能。另外，乡村社区中的强权、黑恶势力凭借资源、地位或者权力优势形成了日常话语权，并以此侵犯邻里权利，如房屋地基、土地所有权，从而严重破坏了乡村社区邻里关系。因此，乡村社区邻里之间必须坚持“互敬互助互爱”，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6）乡村社区居民必须具有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此处的“第一需要”就是指生存与生活的需要，在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新的需要”指的就是心理的需要。然而，我国当前社会
阶层分化日益复杂，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加上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的影响，人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社会“心态秩序”逐渐遭到扰乱，如急功近利、仇富仇官、不劳而获的心理在社会中悄然蔓延开来，一部分人的价值观与行为偏向至错误的方向。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二）“治理有效”的基本要求 “治理有效”中的“治理”属于社会治理的范畴。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来看，“治理有效”中的“治理”是指乡村社区治理。所谓乡村社区治理是指乡村社区治理主体（包括党委、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运用自治、法治、德治和心治的手段，达到化解社区矛盾、解决社区问题、维护社区平安目的的过程。2016 年，指出：“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2018 年 10 月，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可以说，乡村社区治理不仅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石。因此，要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必须夯实乡村社区治理，积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乡村社区下移。
从乡村振兴的视角来看，“治理有效”的基本要求主要包括六个方面：（1）乡村社区犯罪率持续降低。社会变迁导致了乡村社区的“熟人”社会走向了“半熟人”社会，甚至是陌生人社会，其实质就是社会关系解组。而社会关系解组使得居民之间缺乏相互的监督以及无法共同维护社区的治安，有可能会促使社区的犯罪率上升，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农村（含镇）人口占比为 69.71%，而 2016 年 1 月 1 日至2017 年 12 月 31 日，全国法院新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8]，农村地区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占比为 82.06%。从理论上说，要达到乡村“治理有效”，就必须降低乡村社区犯罪率。（2）乡村社区民事纠纷日趋减少。随着乡村社区的社会关系复杂化，民事纠纷日益增多。民事纠纷的最主要原因是利益裁决机制的缺位、失效，继而影响到乡村个体的心态失衡、家庭或邻里关系失和、乡村风气败坏。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行过程中，“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将会涉及更多的发展、分配与协调问题，乡村社区内部关系将会进一步复杂化，可能诱发更多的民事纠纷。因此，减少与遏制民事纠纷是乡村社区“治理有效”的一个重大挑战。（3）因矛盾突出、生活失意、心态失衡、行为失常等导致的极端事件[9]明显下降。虽然极端事件目前主要
发生在城市区域，但是随着社会冲突的增加、个人心态失衡等问题的产生，乡村社区亦有发生极端事件的潜在风险。极端事件的起因往往具有隐蔽性、潜伏性、突发性，因而预防极端事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难点。同时，极端事件结果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并产生广泛而持续的不良社会影响，因此，预防、遏制极端事件的发生是乡村社区“治理有效”的应有之义。（4）乡村社区信访率逐年递减。乡村社区信访反映的是乡村基层社会矛盾未得到妥善的处理与解决，而乡村社区信访率体现的是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的好坏与水平高低，因此，乡村社区信访率的下降可以被视为“治理有效”的评价指标。目前，我国乡村信访原因从税改前救济型信访向税改后治理型信访[10]转变，乡村居民更多的是因为基础设施无法维持、公共生活不断恶化、地方秩序日趋恶化[11]而诉求于信访，因此，要实现“治理有效”就更需要重视降低乡村社区信访率。（5）乡村社区特殊人群[12]得到有效管理和服务。特殊人群中的成员多数未能或难以实现正常“社会化”，不能做到行为适当、守法守纪、合作和负责任。从其行为特征上看，其中部分具有越轨行为包括违法、犯罪，部分易被越轨行为感染，部分不能为政府、家庭、学校或其他组织适当管制和引导[13]。随着乡村社区的特殊人群的增多，失范现象也逐渐增加，乡村社区整体秩序遭到威胁。因此，有效管理和服务于特殊人群是乡村社区“有效治理”的重要内容。（6）乡村社区生活困难群体得到有效帮扶和服
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部分社会成员会因为禀赋差异、机会缺失、制度障碍等原因，难以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而成为生活困难群体。生活困难群体容易被社会边缘化，由此生产的相对剥夺感容易导致其心态失衡、行为失范。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区所分享到的发展成果远远少于城市社区，而且乡村内部的两极分化使得生活困难群体问题更加凸显，因此，有效帮扶和服务生活困难群体是乡村社区“有效治理”的内在要求。（7）乡村社区“三留守”[14]人员得到有效照料和服务。据民政部 2015年统计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超过 6000 万、留守妇女约有 4700 多万、留守老人约有 5000 万[15]。乡村优质人力资源向城市的不均等流动造成了乡村人口的“三留守”化，这种态势使乡村的整体社会结构、家庭结构直至个体都发生了质性的变化，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遭到双重破坏[16]。而且，留守儿童、妇女、老人的自身心理、安全保障不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凸显。因此，有效照料和服务于“三留守”人员是乡村社区“治理有效”的重要体现。（8）乡村社区居民安全感逐年上升。乡村社区居民的安全感，应该包括物质和心理的安全的总和。前文所提及的七个“治理有效”的基本要求，最终都会体现在乡村社区居民的主观安全感受上，也就是说，社区居民安全感是否得到提升是检验“治理有效”的总体关键指标。
二、基层社会治理：实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推进器”
基层社会治理与“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促进“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我们认为，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自治、法治、德治、心治所构成的“四治”体系。自治、法治、德治、心治都是实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重要手段。
（一）自治与“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1.自治与“乡风文明”。自治强调的是民主规范，反映了乡村社区居民对民主规范的认同与遵从。“乡风文明”不是依靠个别乡村社区居民行为所塑造的，也不是依靠某种强制力所维持的，而是必须基于乡村社区居民所认同的规范，并通过实践得来。也就是说，乡村自治与“乡风文明”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加强乡村文化自治有利于促进“乡风文明”。例如，乡村社区浪费攀比之风盛行、不孝之风蔓延、封建迷信之风抬头、黄赌毒之风滋长等不文明现象，与乡村自治目标转向经济发展而漠视社会风气等文化建设工作存在着一定的关系[17]。进而言之，“乡风文明”是文化自觉[18]的过程，乡村社会风气的改善必须建立在广大乡村居民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选择以及建设之上。然而，乡村居民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选择以及建设决然不是分散个体的单独行动，而必须依赖于自治。因此，乡村自治基于共同商议与决定，具有广泛的民主性
以及普遍的规范性，因而能够通过引发乡村社区居民对规范的认同与遵从，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2.自治与“治理有效”。传统乡村的政治秩序依赖于乡村文化网络中蕴涵的乡村文化权力和自治实践，这种借由文化权力所形成的柔性和简约治理方式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乡村社会有序统治的密码。尽管皇权不下县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恩赐而是困于农业社会国家实行直接统治的边际成本过高，帝国统治不得已而采取的妥协策略，但是长期的乡村自治实践形成的有益经验和治理智慧仍然可为现今乡村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1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主体从一元走向多元，治理模式从村民自治转向多元共治，治理内容不断丰富，治理形式不断创新，但从全国不同地域的乡村治理来看，还存在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20]，如乡村自治主体参与不够、自治内容不够明确、自治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等[21]。而这些问题又导致了治理力量聚集效应不足，降低了治理效率，影响了治理效果，如防治与打击犯罪、化解民事纠纷、扶助弱势群体、提供公共产品等过度依赖于基层乡村政府，难以提升...
篇四：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与实践
要〕 中共北京市委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创新了社区治理工作方法，通过建强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构建社区党组织工作体系、加大社区党组织工作保障力度、引导多方参与社区治理等创新举措，使得全市逐步确立了做实基层的社区治理导向，完善了社区服务群众的治理机制，初步形成了职业化、社会化的社区治理运作新模式。各地地方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可以借鉴北京市委的成功经验，从创新基层资源整合机制、创新社区自治机制、建立社区干部培训长效制度、加大对社区党组织的经费保障力度、加强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和党务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实践探索，实现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关键词〕 基层党建；社会治理；社区治理〔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9）04-0053-04殷星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2019年8月第 42 卷 第4期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Journal of Sh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Party School of C.P.CAug.2019Vol.42 No.4〔收稿日期〕2019-07-04〔作者简介〕殷星辰（1962-），男，河北元氏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社会稳定与社会治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社会治理工作也应更加关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关注社会治理制度的具体落实。各级党委要细化社会治理工作，就必须将社会治理工作的重心落在基层社区，结合实际情况和地区优势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北京市委为了更好地落实社区治理任务，充分发挥了社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在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创新实践。一、北京市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目前，北京市共有 3 091 个社区，每个社区至少有一个基层党支部，社区党员的数量约占全市党员总数的 20%以上，这为北京市的社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北京市社区形态复杂，既有 20 世纪修建的单位职工宿舍社区，又有近年来新建的高端商业住宅社区，还有农村搬迁上楼的回迁社区。各类社区情况不一，人员构成多元，居民需求、社区治理难点各不相同，这就要求北京市各级党委（党组）在社区治理工作中必须因势利导积极创新工作方法。（一）建强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全面引领社区治理北京市各级党委（党组）始终把加强社区党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社区治理工作的重点，不断夯实基层党建工作、建强战斗堡垒，充分发挥了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在组织引领方面，各社区党组织普遍成立了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把辖区内的物业公司、社会组织、驻地单位列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的成员，由街道（镇）副职领导担任党建协调委员会主任，强化了社区党组织的统筹协调功能。在能力引领方面，各社区党组织扎实开展“基层党员进党校”轮训工程，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班子和党员干部的党性意识和能力水平。在机制引领方面，各社区党组织积极培育和发动“夕阳茶座”新时代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与思考—— — 以北京市为例53“爱心助老” “社区居民文明劝导队” “学雷锋志愿服务队”等社会力量，建立了小巷管家队伍，推广“特色楼门”、 “一键通”、社区邻里节、 “爱心 4：30 课堂”等党建服务品牌，充分利用党员活动日、党员承诺、群众事项党员代理等载体和机制，使党员能带领群众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二）构建社区党组织工作体系，强化社区治理整体功能北京市各级党委（党组）着眼于完善社区治理工作的整体功能，从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体系着手，以区、街道、社区三级党建协调委员会为基础，构建起了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体系框架，推进各类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有力地支撑了社区治理工作。在横向上，北京市各级党委（党组）进一步规范了区、街道、社区三级党建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使其架构规范、职责明确，规定了区党建协调委员会主任由区委书记担任，街道党建协调委员会主任由联系该街道的党员区级领导担任，社区党建协调委员会主任由包片的街道处级领导干部担任。在纵向上，北京市各级党委（党组）从以下五方面健全了区、街道、社区三级党建协调委员会联动制度：一是建立了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制度，制订了任务清单、问题清单、整改清单。二是建立了督促检查制度，以不同形式开展检查抽查，各区分别成立若干个督查组，由区委常委任组长，对辖区各镇街、社区党的建设工作进行督导和检查。三是建立了基层党建调度通报制度，下级党组织及时报告情况，上级党组织及时通报情况，在区、街道、镇三个层面召开党建调度会，通报基层党建督查中发现的问题，督促各基层党组织更好地履职尽责。四是建立了基层党建动态管理制度，每年对社区党组织进行排查，对排名靠后的特别是软弱涣散党组织进行整顿。五是建立了跟踪问责问效制度，对履行责任不到位、工作出现问题的党组织书记进行约谈，问题严重的进行组织调整或处理 〔1〕 。（三）加大社区党组织工作保障力度，确保资源下沉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要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北京市委不断加大对社区党组织的保障力度，确保社区有人干事、有钱办事，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北京市委充实了社区工作力量。由人社部门面向社会公开招录社区工作者和党务工作者，充实了社区党组织力量，并在相关人员完成岗前培训后及时分配至各社区，确保各社区有人干事。二是北京市委加大了工作经费投入。2018 年社区党组织党建活动经费的拨付标准为每个社区每年 2.5 万元，是原来的两倍半。2018 年、2019 年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的核定标准为每个社区党组织年平均 20 万元，2020 年开始，这一标准将提升到年平均 40 万元。同时，北京市委重新完善了社区各项资金的具体使用办法，赋予了社区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确保各类资金更好地用于服务社区居民。三是北京市委提高了社区工作者的待遇，按照社区工作者总体待遇平均水平原则上不低于上一年度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标准，对社区工作者的工资待遇进行了调整和规范，极大地调动了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四）引导多方参与社区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北京市各级党委（党组）积极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具体做了五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了“枢纽型”社会组织工作体系。各区区委社工委均认定了一批区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和街道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并为每个区级“枢纽型”社会组织选配了一名专业社工开展社会组织工作。区街两级“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日趋完善，覆盖率不断提高。二是推动社会组织“一中心、多基地”建设，实现了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全覆盖。北京市委在区级层面建立了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街道层面建立了社会组织服务基地，为辖区内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同时，各级区政府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的方式，对各街道社会组织服务基地予以资金支持。三是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力度。据不完全统计，仅 2018 年各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资金投入就达 16 000余万元，主要涉及的领域有社会组织发展培育、社会志愿服务、社区便民服务、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服务、拆迁安置区域专业服务、文娱教育、社区特殊人群生活照料服务，并通过第三方评估机制和会计师事务所财务审计机制，有效确保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效果。四是引导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活动。各街道和社区党组织深度挖掘居民公益服务需求，以服务居民为目标，以多种多类公益活动为载体，广泛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社会建设，2018 年全市共有两万多家社会组织开展了 4 000 多项、3 万多场次的公益服务活动，涉及为老服务、文物保护、节能环保等多个方面，服务城乡居民超过 500 多万人次。五是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一刻钟社区服务圈”覆盖率。截止到 2018 年 9 月底，全市范围内“累计建成 1 56054
个‘一刻钟社区服务圈’，覆盖 3 034 个社区，覆盖率达到 90%以上”〔2〕 。90%以上的无物业管理老旧小区依托社会组织成立了自管会，实现了无物业小区自管服务全覆盖，破解了无物业小区管理难题。社区养老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初见成效，为 65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了精准、便捷的服务。社区地下空间改造普遍推开，改造后的地下空间将全部用于社区公益服务。二、北京市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取得的成效（一）逐步确立了做实基层的社区治理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北京市委通过强化社区党组织自身建设，加大对社区党组织的保障力度，有效发挥了社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的作用，尤其是将社区治理与“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紧密结合，有力地推动了部门围绕街镇转、街镇围绕村居转、村居围绕群众转，推动党建工作重心下沉、党建资源下沉、党建人才下沉，把社区作为基层党建和社会治理的重点，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逐步确立了做实基层的社区治理导向，全面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二）强化了基层党建，形成了区域融合、互联互通的共治理念“传统街道社区党建覆盖面主要是居民区党支部建设；而城市基层党建更强调区域的概念，是以街道党工委为领导核心，以居民区支部为基础，以社区全体党员为主体，各类党的组织、其他组织共同参与的党建工作”〔3〕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宽广的思路来看待和推进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城市基层党建，就是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有机联结单位、行业及各领域党组织，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的系统建设和整体建设”〔4〕 。北京市委通过深化“三级联创”和“区域化党建”工作，把全市联结为一个整体，推动了区域内各级党组织上下联通、各种党组织左右联动，整合了区域内的各种资源，在各级党组织中形成了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三）初步形成了职业化、社会化的社区治理运作模式社区治理工作需要建立一支素质优良的专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北京市委把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纳入全市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划，规范和提升了社区工作者待遇，建立了社区工作者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和区、镇街两级培训体系，这一系列举措，有力地推动了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同时，北京市委规范和完善了政府购买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工作体系，引导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服务项目，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逐步承接社区服务项目，推动了社区治理的社会化。（四）逐步完善了快捷便利、服务群众的治理机制社区党建和社区治理的核心都在于人，因此，北京市始终把服务群众作为城市基层党建的落脚点。2018 年，北京市委通过基层党组织到镇街报到、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的“双报到”工作，发挥了在职党员的桥梁纽带作用，充分利用单位的资源优势，服务社区、服务群众，让群众得实惠。同时，各社区通过推广社区全响应服务承诺，实行社区工作者错时工作制或非工作时段预约制，健全了以居民满意度为主要衡量标准的社区治理评价机制，为群众提供了精准、便利、规范、高效和多样化的服务，切实解决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完善了快捷便利、服务群众的治理机制。三、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思考和建议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是把党的领导根植于基层、根植于群众，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全国各地的地方党委和基层党组织要提高社区党组织服务社区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可以借鉴北京市委以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经验，探索社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的方法。（一）创新基层资源整合机制，为社区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强大的资源支持社区自身资源少，但辖区内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居住在社区的在职党员拥有各种资源，创新基层资源整合机制关键在于社区党组织要创新载体和机制，有效组织党员、凝聚群众、协调各方资源和力量，达成服务居民的目标。社区党组织应在加强区、镇街、社区三级党建协调委员会建设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创新，建立起符合本社区实际的资源整合机制，使得社区内的各种资源能够充分为社区党组织所用，为社区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强大的资源支持。例如，物业公司在服务居民的功能上与社区有很强的一致性，社区党组织要通过社区党建协调委员会这个平台把物业公司纳入社区党组织的协调范围，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加强社区党组织对物业公司的引导、协调和监督，使其为居民提供更便捷、更优质、更亲民的服务。（二）创新社区自治机制，激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社区党组织要结合新时代的新特点和新要求，55
激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将协商作为开展社区工作的主要方法。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由社区居委会负责开展社区协商，切实使社区居民参与到各项社区事务中，成为社区管理服务的参与者、实施者和受益者。社区党组织要大胆探索“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有效实现形式，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大力推进社区事务信息公开制度，重点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要将社区组织机构、人员变动信息、管辖事项、办事流程、经费使用情况等信息定期向社区居民公开，以提高办事效率，便于群众监督，减少寻租和贪腐的空间，切实提高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三）建立社区干部培训长效制度，不断提升其服务群众的能力社区工作事无巨细、纷繁复杂，社区干部既要掌握上级政...
篇五：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与实践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李万钧【提要】基层既是社会治理的重点，也是社会治理的难点。基层社会治理在治理的理念、主体、体制、方式和技术转变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同时，也存在少数人参与、压力传导错位、体制机制僵化、粗放推进、权责不对称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改革基层社会治理，在总体思路上，应推进基层治理的社会化、系统化、标准化、专业化；在具体措施上，要突出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理顺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推进基层治理社会化，提升基层治理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现状问题对策建议【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7)09如054一07治理理论(Theory of governance)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的突出特征是一元主导、多方参与、各司其职的共同治理，强调通过主体之间的平等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把治理理念引入国家、政府、社会等不同层面，是中央治国理政理念和方式的重大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使用了社会治理的概念，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具体实践中，我们的—个突出感受就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在基层。以街道乡镇、城乡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等为代表的基层组织是社会的单元细胞，是国家治理的基础。[11在单位体制弱化、社会结构重构的过程中，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主要在基层进行；广泛连接人们生活的共同空间是基层社区：以公益和互益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组织越来越扎根基层开展活动、提供服务。社工机构、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只有植根于基层才能最大限度地拓展空间作用发挥。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还远远没有破题，存在诸多矛盾问题。实现基层“善治”仍是我们亟待破解的问题。一、正确认识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取得的积极成效近年来，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战略目标，各地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创新和探索不断深化。(一)工作理念从管理向治理转变。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的思路，代表着一种执政理念的转变。【2】当前治理的理念已经贯彻到基层工作的方方面面。一是从单向管控向双向共治加快转变。基层政府已经从自上而下的单向管理和“维稳”思维中走出来，更加重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更加重视法律、道德、经济手段和社会工作等多种方式、方法的综合应用。二是对话协商的意识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中央出台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等系列意见后，各地相继出台实施意见，并在社区协商、行业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探索。比如，北京建立了社区议事厅制度，江苏无锡等地实施“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的“1+3”协商共建模式，通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促进了社区和谐稳定。【3】群众通过对话、协商等方式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三是推动社会自治逐渐成为共识。城乡居民自治、行业自治、社会组织自治等方面的探索积极推进。特别是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社区社会组织的大量涌现，为群众自主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社区向自治组织回归的现实需要越来越强烈。万方数据(二)治理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变。社会治理创新最大的特征，就是主体越来越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41这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各地在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通过简政放权、让渡空间等方式，不断培育壮大社会治理主体。一是社区建设加速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不断深化，社区党组织、居委会、服务站体系齐备，社区减负有效落实，社区人才队伍相对稳定，社区资金支持形成制度化安排，农村社区建设加快进行，社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平台和载体作用愈发凸显。二是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在直接登记、购买服务等政策措施的鼓励下，社会组织数量大幅增加，类型不断细分。万人社会组织拥有量、社会组织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不断提升。以北京市为例，到2016年底登记备案社会组织达3．2万余个，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达17．4万人，占全市从业人员的1．47％。三是社工人才和社工机构快速增长。统计显示全国民办社工机构已达4600多家，持证社会工作者达20．6万人。151其中北京市在社工人才登记教育启动的短短9年内，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增长到370家，取得职业证书的已达25 082人，占全国的l／8，社会工作理念、方法和技术的应用，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专业社会力量支撑。四是志愿者数量激增。志愿者队伍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全国登记注册志愿者超过1亿人，161占人口总数的7．27％；其中实际参与志愿服务的活跃志愿者9488万人，北京市实名注册志愿者有350余万，仅社区志愿者就超过1 70万人。多元治理主体的壮大，夯实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三)治理体制从分散向系统推进。逐渐破除条块分割、碎片化推进的传统方式，按照共享、联动、共赢的原则，完善协调联动机制，应对日趋复杂的跨区域、跨领域、跨行业问题，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整体水平。一方面，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基本确立。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将公共参与引入治理过程，在党委(政府)主导之下推动民众的有序参与。171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围绕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壮大社会治理主体的双重任务，立足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民主与法治THEORK订"ICAL HORIZON、少不和谐因素的根本目标，更加尊重社会建设内在规律性，更加重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并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普遍共识。(四)治理方式从封闭向开放转变。方式创新是社会治理实践中最活跃的领域，随着社会治理向纵深推进，新的社会治理方式不断涌现。一是购买服务已经形成制度安排。2014年，以国家出台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为标志，政府购买服务体制全面落地实践，这是财政支持体制的重大突破，也是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以北京市级民政部门为例，2016年购买服务资金达4．2亿元，占当年事业经费28．5％。二是民主协商取得积极进展。村务公开、居务公开、民主评议、民主听证、社区议事协商等制度建设在基层普遍推开。以北京正在推进的社区议事厅建设为例，在协商的议题设置、程序规范、结果运用等方面逐步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政府在制定规划、出台政策、作出决策时，也更加注重听取不同主体的意见和建议。三是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在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工作岗位开发、志愿服务等制度、措施的推动下，一大批社工机构、社会工作人才活跃在基层，并广泛参与到社会救助、矛盾调解、心理慰藉、慈善工作、医疗卫生、青少年事务等领域。例如，广州市社会工作参与基层社区服务形成了制度化安排，湖北武汉等地设立街道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站，直接面向社区居民提供养老、助残、青少年帮扶等专业化服务，受到社区居民的广泛好评。181四是社会治理社会化探索加快推进。各级政府积极运用社会化方式推进工作，除购买服务制度外，公建民营、委托运营、PPP等模式开始落地见效。五是协调联动成为社会治理的优先选项。在政府层面，跨领域、跨部门的协同机制基本建立，更加强调基层治理综合推进；在社区层面，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机制日益成熟，联动实践不断深化。(五)治理技术从传统向现代推进。以信息化、精准化、标准化为特征的现代治理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广泛应用。一是“互联网+社会治理”发展迅速。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程度越万方数据
来越深。比如，北京市为300多万老年人发放“北京通—养老助残卡”，通过大数据技术实时掌握老年人的消费、出行、分布等数据，服务支撑养老服务政策制定。二是网格化管理模式普遍应用。网格化管理实质上是一种精细化管理，设置网格的目的是建立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平台，消除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的“空白地带”。【91在精细管理理念引领下，多地积极探索“网格化管理”社会治理模式，推进管理服务专业化和精细化，使得社会治理更精准，响应更及时。三是柔性治理技术应用广泛。社会治理更加强调德治文化约束作用，越来越重视乡规民约作用，结合当地实际及村民集体意愿，制定村风民俗、公共秩序、道德文明等村规民约。四是规范化标准化应用越来越广泛。在基层治理各个领域，粗放治理越来越多地被标准化、规范化治理代替。通过标准化、规范化，明确治理的内容流程、参与主体和效果评价，并使之成为精准治理的必要条件。二、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尽管随着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以及治理理念、方式、技术的广泛应用，基层社会治理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要求相比，基层社会治理仍然是社会治理的短板和薄弱环节，还存在诸多不足。(一)基层社会治理少数人参与问题。“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应以问题为导向，以取得实效为检验标准。”flo】其基本出发点是最广泛地调动群众参与，集中民智、整合民意、促进共识，打好共建共享的基础。但现实情况并不理想。一是群众参与广泛性不够。基层社会治理往往以居(村)委会人员为主，尚未形成规范化的公众参与长效机制，公众参与或流于形式，或范围有限，代表性不足，往往以居委会参与代替群众参与，群众主体作用发挥不足，形成事实上的基层少数人治理问题。也使得人人都是社区人，但人人对社区事务知之甚少。二是议题设置脱离实际。科学有效的议题设置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笔者在基层调研时，基层群众多有反映，基层还习惯于对上负责，着重办理上级部门布置的任务，没有精力自下而上地收集、回应群众的意愿诉求。议题设置往往多以落实任务、应对考核为主，较少从服务群众、群众自治的角度出发。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区治安、物业管理、停车管理、环境整治、公共设施建设等议题，还没有真正纳入协商范围。有时候为确保治理可控性，设置远离群众生活的议题，更使得群众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体制内与体制外“两张皮”。基层社会治理既包括党委政府、派出机构、居(村)委会等体制内单位，也包括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驻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机构、慈善组织等体制外的团体组织和广大群众。目前基层街道乡镇、社区(村)组织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社区(村)往往成为政府工作的具体承担者、落实者，行政色彩较浓，难以发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和枢纽作用，群众动员、组织和服务功能严重不足，导致体制外对体制内漠不关心，体制内对体制外有心无力，相互之间“两张皮”，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多元主体有效协同没有完全破题。(二)基层社会治理压力传导错位问题。社会治理工作任务繁重、专业化程度要求高，理想状态下应该是多元主体按角色分工、协同担责的共同治理。但现实中任务分担机制、压力传导机制存在较大偏差。从横向看，在政府、企业、社会三大主体中，政府特别是基层一级的街乡镇几乎承担了全部的治理责任。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无可厚非，这是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的内在要求，但主导不意味着包揽包办、承担无限责任，也不意味着要代替社会组织、自治组织、人民群众等多元主体的作用。从纵向看，最贴近基层，处于治理最前沿的城乡社区，承担着不能承受之重。政府所有职能部门的事项，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传递到社区。笔者参加基层调研座谈，社区负责人也普遍反映，“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任务多、任务杂、任务细。以北京的社区为例，在推行社区减负前承担的事项多达322项，涉及治安防控、卫生计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安全生产、文化建设等。压力传导机制错位也使得社区功能作用与职能定位严重错位，既任务繁重，又成效不佳。最根本的问万方数据
题就在于基层治理尚未形成有效的任务共担机制和工作任务转移承接体系。(三)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僵化问题。受传统工作惯性的影响，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还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体制机制设计不活、不开放问题突出。一是习惯于自管自办自建、大包大揽社会事务。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没有从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习惯于自己干，习惯于增人、增事、增编，该社会化的不社会化，该购买服务的没有购买服务，该企业化的没有市场运作。很多更适合由社会和市场力量承接的事项，仍然由基层政府直接操办。二是社会治理碎片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宽广，内容丰富，涉及组织、宣传、综治、公安、民政、人力社保、工商、交通、市政等多个部门领域。目前街道层面的统筹作用发挥不明显，对辖区单位缺乏有效的监督动员机制，相互间行动不协调；社区(村)层面没有明确社会治理的统筹机构，政策、资源、力量等整合不够，没有形成基层治理合力。如，购买服务由各部门分散推进、基层服务设施建设按条线分散进行，对不同人群的服务各管一段，等等，碎片化问题突出。三是政社政事不分现象突出。在属地责任的强大压力下，本该让渡给社会、让渡给市场的职能进展缓慢，“治理主体的职能定位不够准确，权责关系不够清晰”{Ill。如，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相互交织，街乡镇与居(村)委会的关系错位；又如，基本公共服务与...
篇六：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与实践
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angsha Social Work College2014 年［摘要］ 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城乡社区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点。临沂市大官苑社区顺应城镇化的形势和群众的期待，健全治理框架使社区由“貌合”变“神合” ，完善治理机制使社区工作由“过渡”化为“常态” ，充分发挥党员作用使党员由“躲事”转为“干事” 。大官苑社区的治理成效说明，要不断拓宽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围，丰富群众参加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容形式，把促进和谐稳定作为社区治理工作的中心任务，通过有效融合形成社区治理工作的强大合力，努力保障改善群众生活推进社区的长远稳步发展，实现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建立充满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关键词］ 社会治理创新；农村社区；大官苑［中图分类号］D632.9 ［文章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5136(2014)04-0032-04［收稿日期］［作者简介］2014-09-27董业东 （1972—）， 男， 山东临沂人， 临沂市委党校兰山分校讲师、 法学硕士。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加强和创新特大城市社会治理［N］ ．人民日报， 2014-03-06.]。随着城镇化进程中合村并居的加快， 大量的农村社区不断出现， 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着力点。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柳青街道大官苑社区坚持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积极回应居民利益诉求， 使整个社区安定有序， 群众安居乐业， 破解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中的许多困惑和难题， 产生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一、 大官苑社区的基本情况大官苑社区位于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以东、 沂蒙四路以西、 青年路以南、 三和四街以北， 是柳青街道青年路以南 8 大农村还建社区之一， 2008 年 11 月， 由兰山区政府批复成立。社区总占地 1700 亩，人口 2352户 7062 人， 由原大官庄、 冉屯、 单庄、 前皮庄、 后皮庄五个行政村合并改造而成， 共规划建设了高层住宅楼 25栋， 办公服务楼 1 栋。辖区驻地范围内， 还有金润小区、杏坛文化家园等居住小区和临沂四中等单位。2009 年 2 月，中共兰山区委批复成立大官苑社区党委， 社区党委下设 5 个小区党总支和 1 个老年老干党总支，党总支下设 23 个楼宇党支部、 2 个老年活动党支部， 共有党员 178 名。在社区党委领导下， 社区各类组织机构逐步健全， 社区四大中心及活动设施渐趋完善， 民主管理及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大官苑社区是临沂市基层社区治理工作的一个典型， 是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发展接轨的代表。自成立以来， 先后承接国家、 省、 市组织的各类现场会、 调研会百余次， 接待其他省、 市、 县 （区）
的党政考察团参观考察千余次。大官苑社区是山东省基层干部群众工作现场教学点， 2010 年 11 月全国群众工作统领信访工作在临沂召开， 时任国务委员马凯专程到大官苑社区进行了视察指导。
2011 年 9 月全国加强和改进基层干部群众工作座谈会在临沂召开， 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专程对大官苑社区进行视察指导， 对社区治理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和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乐泉等领导同志先后到大官苑社区视察指导工作。社区先后荣获 “全国创建学习型家庭示范社区” 、“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社区” 、“山东省平安建设先进社区” 等荣誉称号。二、 大官苑社区创新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一）
转变治理观念， 正确认识社区特点“山东省文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探索与思考———以临沂市大官苑社区为例董业东（ 临沂市委党校兰山分校，山东 临沂 276005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 21 卷第 4 期2014 年 12 月Vol. 21 No. 4Dec. 2014
第 4 期大官苑社区是城市建设中由 5 个村合并而成的还建社区， 而且是由农村短时间内直接变为城市社区， 既区别于农村社区和一般城市社区， 又不同于城市居改社区。在合并之初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一是经济基础薄弱。各村原有企业全部都是土小企业， 村集体收入本就有限。征收后， 通过村企创收的途径被断绝， 而预留商业用地发展尚未成规模， 有的地块还没来得及开发， 社区经济来源暂时缺乏， 这给社区硬件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二是治理体制落后。在居民入住初期， 社区还沿用农村治理体制。从治理职能来看， 更适用于抓好农业生产， 而应对社区治理服务这项新内容， 其组织机构和人员设置都不对称， 制度上更是一片空白。三是人员素质偏低。农村教育资源相对较少， 农民整体素质偏低， 很难适应城市社区的新生活。如：
文化素质低、 技能单一， 影响培训和就业； 卫生观念淡、 习惯差， 影响社区环境。干部素质普遍较低。四是社区治理貌合神离。虽然不同村的居民住到了一起， 实现了居住社区化， 但班子、 财务等仍维持原状， 几个村支部各管一片， 形不成发展合力。如：
2009年以前， 大官苑社区 5 个村党支部在社区公用设施建设的问题上曾多次协商无果， 原因是各村从自己的小利益出发， 都不愿过多出钱出力。五是思想纷繁复杂。在大变迁的特殊时期， 居民各种利益冲突集中压缩， 其中有征收、 分房时遗留下的消极情绪， 也有因入住后生活习惯不适应而产生的恋旧情结。这些情绪如果不能被合理引导疏通， 就可能产生消极作用。在社区工作中， 需要时时注意， 考虑周全。（二）
健全治理框架， 社区由 “貌合” 变 “神合”在社区党组织设置上， 实现了从分到合、 从无到有的转变。
2009 年 2 月， 大官苑社区试点成立了社区党委， 同时取消了原 5 个村党支部， 改设 5 个社区党总支和 1 个老年老干党总支，党总支下设 23 个楼宇党支部、 2 个老年活动党支部和 4 个挂职党支部。
由社区党委主持成立了社区管委会， 代行居民自治职能。接着又相继成立了社区工会、 团委、 妇联、 综治办、 调解室、文明办、 市民学校、 警务室、 卫生服务站、 业主委员会等服务组织， 聘用了高资历物业公司对社区进行规范治理。社区治理服务一体化工作网络初步形成。在社区领导班子配置上， 实现了从内到外， 从上到下的革新。选配了对社区建设思路新、 业务精、 能力强的街道副科级干部兼任社区党委书记，负责全面工作，既强化了街道对社区建设的直接参与和领导， 降低了街道工作的重心，又方便了社区事务的协调， 提高了社区建设的水平。原村支部书记担任社区党总支书记， 其他原任村干部分流到社区各服务组织和楼宇党支部任职，既充分发挥了原任村干部熟悉情况、 便于开展工作的优势， 又维护了社区班子稳定， 为顺利过渡铺平了道路。驻社区大单位党组织负责人挂职社区党委委员， 这样就将 “几家人变成了一家人” ， 凝聚了社区建设合力。社区部分职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吸引了大批素质高、 年轻能干的社会人才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 并为考聘社区干部创立了先河， 明确了方向。在社区干部综合素质上， 实现了由低到高、 由会到精的转化。由区委组织部牵头， 区直 16 个部门轮流对兰山区社区干部集中开展业务培训， 培训社区干部800 人次， 增强了社区干部的业务能力。
临沂市委党校在大官苑社区成立了社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对社区党员干部开展理论教育， 提高了社区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由柳青街道组织召开社区建设经验报告会， 邀请省、 市示范社区主要负责人前来作经验报告，开阔了社区干部的视野， 激发了创新意识。在矛盾纠纷化解上， 实现了居民矛盾不出社区。以退休干部刘庆田个人命名了 “庆田调解工作室” 。
“张家长、 李家短， 庆田帮您管一管” ， 自 2009 年成立以来，这个调节室每年接待来访 200 多人次，解答咨询 210多人次， 调解民事纠纷 130 多件起。（三）
完善治理机制， 工作由 “过渡” 化为 “常态”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市委、 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北城新区社区建设指导组，以文件的形式明确了 30 个相关部门在指导社区建设中的具体责任。兰山区委、区政府及区直各部门积极协调资金 300 多万元， 培训干部 200 多人， 对口支援社区建设， 帮助打破了无钱办事、 无人办事的困局。柳青街道积极协调成立社区卫生服务站、 警务室等服务单位， 并派驻机关干部、 专业技术人员到社区任职， 帮助开展工作。创新社区工作制度。制度是工作保障， 是长远之计。针对社区出现的新事物、 新组织及新的工作内容，在社区工作中不断分析新问题， 总结新经验， 反思新做法， 逐步明确了楼宇党支部、 社区服务组织、 挂职单董业东：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的探索与思考33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 年位的职责分工， 建立起各自的工作运行制度。建立健全党员活动和管理制度， 增加了党员联系居民户制度和无职党员设岗制度， 建立了党员电子档案， 对党员活动及奖惩情况实行动态录入， 调动了党员投身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探索社区服务承诺制度， 不断完善社区便民服务受理、 实施和反馈程序， 增强了社区服务的规范性， 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水平。健全考评监督机制。大官苑社区在认真研究社区工作新情况的基础上， 重新确定了考评内容， 制定考评办法， 将社区楼宇党支部、 社区服务组织等工作纳入量化考评范围， 定期检查验收。将评选优秀社区干部、 五星级楼宇党支部书记作为个人考评的重要内容。通过公示服务组织及个人工作职责、 联系电话， 设立意见箱、 工作网站和群众工作室，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四）
发挥党员作用， 党员由 “躲事” 转为 “干事”对党员实行 “一徽、 三卡、 五星” 式管理。
“一徽” 即党员自觉佩戴党徽， 言行举止接受群众监督。
“三卡”即向党员发放先锋活动记录卡、 学习教育一卡通和岗位服务卡。党员开展联系居民户、 帮带居民户等活动时，其先锋事迹要随时记录在先锋活动记录卡上， 并由居民户签字认定； 党员借助学习教育一卡通， 可在社区电子阅览室、 远程教育播放室和社区及驻社区单位的图书室内自由学习充电。借助岗位服务卡， 公示社区党员的岗位及服务内容，督促党员开展优质热情、 满意度高的岗位服务。五星， 即根据党员开展联系居民户活动情况，每半年对党员进行一次星级评定。五星级党员由所在社区免费赠阅两类报刊或杂志。建立党员电子档案，党员奖惩情况及时录入电子档案。党员亮形象， 受监督， 不但激发了党员的责任意识和干事激情， 也带动起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潮。抓好发展党员工作。楼宇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前沿优势， 注重发现楼宇内愿吃苦、 肯上进、 头脑活、 能负责的同志， 吸收成为入党积极分子， 经常考察、 教育、 培养， 为党组织积累更多后备力量， 促进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和壮大。重视对党员的关怀激励。对困难党员、 无职党员和老年党员开展定期走访和节日慰问活动， 对个人或家庭遭遇不幸的党员及时走访， 送去温暖。设立社区党员关怀基金， 由党员、 单位和纳税大户自愿捐款， 用于救助困难党员，积极为社区无职党员设立绿化、 治安、 民调等岗位， 纳入岗位服务创优活动考评， 并根据情况予以奖励。号召年轻党员主动照顾老党员身体，积极向老党员征求社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五）
保障改善民生， 社区由 “繁杂” 奔向 “和谐”解决社区群众后顾之忧。一是解决居住之忧。社区按照每户还建一位楼房和每人 40 平方米（30 平方米为安置价， 10 平方米为优惠价）的标准给予群众安置还建住房 （其中， 还建楼房为多层的 30 平方米以内按均价 750 元每平方米、 10 平方米的优惠价为均价850 元； 还建楼房为高层的 30 平方米以内部分按均价800 元每平方米、 10 平方米的优惠价为均价 900 元）
。二是为群众购买养老保险， 解除群众后顾之忧。市政府从土地收益中拿出三分之一、 村集体从土地收储中拿出三分之二的资金， 为男满 60 周岁、 女满 55 周岁的群众一次性购买养老保险。三是预留商业用地开发， 解除群众长远生活之忧。按每人 10 平方米的标准预留商业用地， 作为以后的发展用地， 由集体统一建设商业用房、 购物中心、 超市等， 自行经营或出租， 所得收入按股分红， 量化到人， 确保群众的生活就业门路。四是解决群众当前之忧。把各村土地收储资金统一存放， 按年计算收益， 定期给群众发放粮油， 解决了群众当前的生活之忧。社区民生服务形式实现了多样性。社区建起了集就业、 代收费等为一体的一站式为民服务大厅， 设立一站式为民服务窗口， 集中办理民政、 计生、 信访、 物业、 劳保、 代收费等便民业务。依托楼宇服务栏， 公布楼宇党支部书记、 楼长、 物业办、 警务室 4 个便民电话， 发布天气预报、 菜篮子信息、 就业信息和社区动态4 项便民提示， 如手足口病宣传、 社区义诊、 法律服务等活动信息， 居民不出楼就能知道。组建志愿服务队伍， 根据居民需求开展护理、 义诊、 义教、 维修等入户服务， 护绿宣传、 清洁卫生、 节电节水等公益性服务。广泛开展阵地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 护士是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选派来此工作的， 服务中心开展了健康查体、 新农合报销等业务， 并为居民建立了健康档案，每年两次为 60 周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健康查体， 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就医。以市民学校为阵地， 开展公民道德教育、 法律法规宣传、 健康知识讲座、 劳动技能培训等服务。社区图书室藏书 2 万余册。电子阅览室共有 30 台电脑， 全部开通了网络， 党员群众可以在此上网查阅信息、 接收远程教育节目。该站点是省级远程教育规范化站点...
篇七：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与实践
基层社会治理的思考文章汇编 5 5 篇【篇一】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基调奠定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城市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党组织担负着领导社区治理的重要职责，要把党的惠民政策宣传好，把社区居民和单位组织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为民服务理念，在提高“深度”“广度”的同时，增加社会治理的“温度”。
区域统筹，让社会治理保持“高温”。围绕城市社区党组织在城市管理服务、凝聚居民群众、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轴心”作用发挥，进一步强化区域统筹发展，层层压紧压实政治责任，督促城市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扛起主责、担起主业、当好主角”。增强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战斗力，着力解决城市党建在引领社会治理当中“有的埋头干、有的站着看”的突出问题，形成城市党建推进城市社会治理区域统筹发展的新局面，让城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工作保持“高温”态势，为解决新时期社会治理难题提供保障。
条块协同，让社会治理实现“恒温”。围绕增强城市基层党建整体效应，形成市级统筹、县级主推、街道主抓、社区负责的“四级”党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推进街道社区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建、领域党建相互融合，将党的声音传递到“神经末梢”，着力破解城市社会治理中“各弹各的调、各吹各的号”问题。探索以块为主、条块融合、双向用力的具体抓手，逐步健全城市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成员单位职责，定期沟通、常抓常管、上下协同解决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让城市社会治理保持“恒温”。
上下联动，让社会治理告别“低温”。围绕提升党组织加强城市社会治理的水平，完善协同联动的社会治理架构，整合各类资源，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进一步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建立起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机制，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形成人人参与的社会治理合力，
发挥好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能量，促进城市基层党组织和群团组织资源共用、功能衔接，健全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机制，培育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和群众活动团队，不断完善城市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让社会治理告别“低温”。
以“为民利民惠民”为准则，科学制定治理手段，广泛听取社情民意，推动人性化执法监督，大部分群众不认可的坚决不做，大部分群众呼吁的加快落实，提高城市的包容度和管理精细化水平，让生活区更有“生活气”。也要加大社会治理宣传，凝聚全社会治理力量，通过有效讲解，争取更多群众的支持，让更多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让社会治理真正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篇二】
深化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是时代赋予的一道必答考题，是解决城区治理突出问题的现实需求。不能等，不能慢，不能拖，全面提升抓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水平，要聚力打好体制机制、人力资源、服务着力点等组合拳，同心助力基层治理向优向好。
“两种机制”系统引导打好“主动仗”。要落实好平战转换机制、共建共治机制，最大限度整合资源，凝聚共建共治合力。平战转换是将社区平时的运行制度和管理机制向战时转换，是战斗潜能、保障潜能、动员潜能、科技潜能等转化为综合作战能力的关键，要形成行之有效的平战转换机制，并在不断演练演训中提升机制转换应变能力；要逐步建立并完善社区共建共治共享长效机制，社区人力物力等各项资源相对薄弱，要充分协调调动各方资源，建立驻区单位、社会组织、政府购买方式引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等多元共治机制。
“三方资源”吹响协同治理“集结号”。社区涉及的人员广且人口流动大，矛盾纠纷多，要有效推进社区治理需协调整合社区、驻区单位、社会组织三方资源，要强化政府主导，注重以居民需求为指引，以政府购买服务为牵引，发挥社会组织优势，培育城乡社区多元服务主体，将联动效应推广到社区养老、社会救助、精准扶贫等更多民生领域，激发基层社会活力，鼓励社会组织快速发展。保障“善治”，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加强对行业的法律约束，促进社区治理高质高效发展。
“四个着力”激活高效治理“一池水”。党建引领加强基层治理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提升抓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水平需在“四个着力”上做足功夫，
即着力抓好硬件设施保障，硬件设备是促进社区治理的前提，涵盖人员、场地、办公用品、服务设备等各项基础设施，要加大各级财政对社区的投入力度，保障合理的办公场所和活动场所，加大人才引进和培训力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社区工作者队伍；着力抓好社区智能化建设，“互联网＋”时代要加强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科技的融入，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成果与社会治理相关环节和领域的交互融合，充分释放制度优势，更好提高治理效能，为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着力紧扣服务主题，提升服务居民能力，将治理寓于服务之中，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为居民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让社区群众能够不出社区解决生活上的难题。着力创新抓实物业建设，通过抓实物业抓实小区，抓实小区提升社区，最后达到共享共治的城市治理新格局。
【篇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和微观基础，在疫情防控中是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重要载体。
在疫情防控这场“大考”中，不仅是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水平的一次全方位的检验，而且还是考验城市管理者的智慧与担当，如何找准“智”与“制”和“治”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补齐制度建设的短板，堵住智能化管理的漏洞，强化社会治理的弱项，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堡垒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成为当前和今后基层党组织面临的重要课题。
党建引领，解好“小区治理”这道题。从本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小区是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也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战场，而党组织就是抗疫交锋的阵地，疫情防控期间所有“战时举措”的落实、实际问题的暴露和解决，都在这里被感知，这就为我们破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难点、堵点和痛点问题提供了“解题思路”。针对小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管理“各唱各的调”的现象，要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打造基层服务效党组织升级版，多方位延伸党组织触角，推进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在小区治理中实现全覆盖，为居民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便捷服务。
部门协同，解好“资源整合”这道题。在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中，如果不能有效整合辖区各种资源，搭建基层党组织与辖区部门协同作战的联动系统，建立资源信息互通贡献渠道，基层社会治理就会一盘散沙，没有“粘合力”，更缺乏“战斗力”，不但会造成资源大量浪费，还会加大基层社会治理的负荷。实践证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改进和完善区域协同作战机制，可以更好解决资源互补问题，防止职责交叉或者衔接不畅等原因引起的相互推诿、不作为等现象，从而实现资源整合效益的最大化，有效推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同心同力，解好“共治共享”这道题。在探索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一个辖区内的党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业委会、居民群众等社会力量既是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又是社会治理的共享者。要推进辖区社会治理共治共享，就要积极整合辖区资源，加强与辖区党组织协同作战，牢固树立“一盘棋”思维，紧紧拧成“一根绳”，同心同向发力，才能共同为小区社会治理凝聚智慧和力量，才能实现辖区党组织之间资源互为补充、互相促进，构建“一核多元、融合共治”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成为“人人共享”共同体。
实践出真知，从本次疫情防控工作可以看出，要解答好“社会治理”这道难题，就要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将“智”“制”“治”有机结合起来，筑牢社会治理的根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篇四】
基层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这“一公里”正是社会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作为治理体系的“底盘”，基层治理大有可为。只要找准“方向”，蓄足“能量”，激活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就能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态宜居的有机融合。
整合力量，搭建社会治理新平台。按照机构拓展、功能延伸、资源整合、力量聚集的原则，建设集诉求受理、矛盾调解、法律服务、社会心理服务、退役军人服务、网格化服务、综治信息平台于一体的社会治理中心，打造横向联动、纵向贯通
的维护稳定指挥平台，实现统一指挥、高效运行。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整合有关部门职能力量，实行集中办公、集约管理、集成服务。将矛盾纠纷和群众诉求的预防排查、化解处置与司法调解有机融合，建立分析研判、督查督办等工作机制。通过整合资源、聚合力量，确保群众的各类诉求“有人接、有人管、有人办”。
推行“四访”，创新诉求化解新模式。创新“四访”信访诉求化解新模式，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变“坐等上访”为“主动下访”；干部只有“沉下去”，民情才能“浮起来”，满意度才能“升起来”。随时下访，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服务群众零距离。只进一扇门、只来访一次；“面对面”沟通，“一对一”化解，“精准约访”听民声，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打通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矛盾不上交，“联动化访”保稳定。建立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对重大疑难复杂信访案件随时召开协调会议，抽调相关职能部门、法律工作者、调解专家，组成化访专班，通过调解、诉讼、教育、救助等方式联动攻坚，确保联动化访工作“联”得起、“动”得了、“化”得掉。
着眼预防，探索矛盾调解新路径。要把源头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创新实施人民调解工作法。发挥网格员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由网格员对网格内苗头性矛盾纠纷进行摸底排查，确保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无死角。建立“人民调解员＋法律顾问”调解模式，以人民调解员调解为基础、以村居法律顾问指导为保障，发挥人民调解员与村居法律顾问的优势，让问题得到快速解决。充分发挥农村退休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长期工作生活在农村生产一线、农村阅历和基层经验丰富、群众基础好的优势，处理化解各类家庭矛盾纠纷、邻里关系纠纷。从社会道德、家庭伦理等人文角度化解纠纷，实现人民调解无痕化，构建和谐美丽幸福家园。
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呈现新特点新趋势，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挑战新压力新难度。补齐这块短板，就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强化党建引领，凝聚群众力量，创新服务模式，全面激活社会治
理的“神经末梢”。
【篇五】
无论是万众一心抗击疫情，还是军民合力抗洪防汛，我们国家都能以最短的时间汇集最多资源解决紧迫问题，全国人民都能紧紧围绕党中央、展现出空前的凝聚力，这都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理想中的家园，社会安定有序，城市功能齐全，政府运转高效，人民富足幸福。而建设这样一个社会，需要多方各司其职、各尽其能，需要人民当家做主、自治和参政，需要以群众的需求为纲、以人民的幸福为本。
多方联动，社会治理需齐抓共管。有序高效的现代社会，需要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力量的齐心协力，需要体制机制和法律规范的保障，需要科学技术和创新方法的赋能。安全生产整治，需要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政府进行监督管理；建设文明城市，需人民群众的自觉自发和主流媒体的正确引导；夏季防汛抗洪，从人民子弟兵到刚下“考场”又上防汛“战场”的高考生。社会治理涉及多领域、多层次，虽由我党引领，但少不了统一战线的同心同德；虽由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但少不了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
群众路线，基层治理靠群众力量。基层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社会治理地域范围广、涉及人数多，靠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效率不够高、反应不够快；人民群众最了解自己的需求、基层的状况，社会治理依靠群众的力量，能解决问题更快、更准。“网格里的事网格里办”，实现基层治理的精耕细作、资源调度的高效便捷；发挥“常州老娘舅”的作用，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让清官难断的家务事不再难；召开市民听证会，用活用好市政热线、意见信箱，让群众的智慧闪耀在政府的决策中。发挥群众的自治能力，汇集群众的智慧力量，接受群众的监督意见，能让社会治理释放出新的活力。
以人为本，发展硕果让群众共享。社会治理的目的是让城市更加宜居，老百姓更加幸福。建设服务型政府，“一窗受理”全能经办，让群众事不再难办；完善城市功能，通行地铁、开放公园、改造图书馆，增加群众获得感；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提升老旧小区，整治“散乱污”企业，增强群众幸福感。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是人民。公安部门打击犯罪，构建平安社会；市监部门专项整治，打造诚信社会；教育部门解决入学难题，打造书香社会；疾控部门积极防控，打造健康社会……这都是为了打造百姓的幸福社会，让百姓过得安心、放心、舒心、顺心。
实现社会现代化治理，“共建”是基本要求，需要你我“同心”；“共治”是主要途径，需要你我“同力”；“共享”是根本目的，大家共享发展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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