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党的发声亮剑3篇
有关党的发声亮剑篇1
红一军团突破敌人封锁线后，来到江西宜章的白石渡，在这里休整了一天。
这里是当时粤汉铁路的必经之地，铁路刚刚在这里开工，聚有许多来此打工的湖南农民。他们住的是用松树搭成的窝棚，一棚要住20人上下。他们来此是因为家乡遭受天灾，原指望来此挣点工钱回去养家糊口，可工头却从来不发工资，遇有生灾害病，工人们饱受煎熬，一些体质虚弱的人，已经奄奄一息。
红军看到这批湖南农民，立即救济他们，给他们发放谷米和猪肉，并发放衣服物件，有工人急欲回家的，还给他们发了路费。在红军的感召下，工人们三五成群地来到部队，纷纷要求参加革命队伍。一些年纪大的工人为不能参加红军而叹息：“可惜我老了，不然，我也要参加红军，跟着你们一道走。”他们说：“我活到这样大的年纪，从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从没有看到这样真正为老百姓谋利益的队伍，你们一定要成功啊！”
对于参加红军的新战士，红军将士都亲切和蔼地招待他们。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工人，一下子就成为穿上军装的新战士了。
第二天，部队继续前进，队伍人数增加了数百人。
有关党的发声亮剑篇2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与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接触，有的多些，有的少些，与邓小平同志面对面的接触，仅有一次，但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在这次会议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一天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大会，会议结束时，主持人宣布：明天下午3点，仍在这里继续开会。
当时，小平同志坐在主席台上，这也是他从江西返京后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不知是何原因，会议结束时的口头通知他未听清楚，第二天下午开大会时未能到场。
会议开始前，会务组的同志并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向有关负责同志报告说，人都到齐了。会议刚刚开始，一向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的周眼光一扫，发现主席台上有人缺席，再仔细看，缺席者正是小平同志。只见周眉头紧锁，看上去很着急。他向会务组的负责同志询问情况，有关同志急忙作了解释。周听后很不满意，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你们工作不细致，要认真检查，接受教训，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问题。”
散会后，会务组根据周的指示从上到下开展了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这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实在不应该，大家都感到很内疚。从“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政治敏感性很强，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谁在公开场合“亮相”了，谁还未“出来”，都很关注。那个时候，在公开的、重要的场合露面，几乎成了判断某个党政领导干部是被“解放”还是被“打倒”的标志。尤其是小平同志，他从江西回来，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正在大家为小平同志复出而高兴时，如果突然他又在应该出席的场合消失了，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误解与不安。正如当时有关负责同志说的，小平同志是国内外关注的重要人物，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不上主席台，容易造成不好的影响。因此，小平同志未能出席大会，未上主席台，不是一般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周正是基于此，严厉批评，严格要求我们会务人员，一定要认真细致地做好各方面工作，避免再次发生类似失误。当天晚上，周出于对小平同志的尊重，亲自打电话要求会务组有关领导写出书面检讨，向小平同志表示道歉。检讨书写好后，会务组领导决定由我负责送交小平同志。
第二天，大会分组讨论。国务院系统的代表分为两个小组，会场安排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和武成殿。我提前来到小平同志所在小组的武成殿，远远看见小平同志走进大门，坐在东排的沙发上，开始聚精会神地看文件。趁讨论尚未开始，我急忙走到小平同志座位前，俯下身小声说：“小平同志，我给您送检讨书。”小平同志吸了一口烟，微微抬起头，疑惑地问我：“送什么检讨书?”我说：“昨天下午开大会，由于我们工作疏忽忘了通知您，批评了，并要我们向您作出检讨。”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小平同志发话，谁知小平同志微微一笑，未加思索地脱口而出：“小事一桩，检讨什么?”检讨书他既没有接，更没有看，好像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迅速将目光又移到手中的文件上。面对此情此景，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会议快要开始了，我就把检讨书放在他身边的茶桌上立即离开了。散会后我发现，小平同志已经走了，可是那份检讨书还放在那里动也没动。我只好把它拿回来，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会务组的其他同志听了我送检讨书的经过后，都为小平同志那种宽厚待人、关爱下属的博大情怀所感动，赞叹不绝。
我作为工作人员，曾参加过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不少会议。据我所知，开大会时，有些注意事项须让会议代表提前知道，对重要领导同志和一些年龄大的老同志，除会议上口头通知外，会后会务组还要用电话分头通知，让他们办公室或身边的同志知道，一是确保下次会议能按时出席，二是万一领导因特殊情况如突然生病或其他原因难以出席时，能够提前得到信息，以便会前调整座位，避免主席台上出现缺席。那次会议，确是由于我们会务人员一时疏忽造成了小平同志缺席。因此，对于周的批评，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及时，这是周对我们政治上的关心和爱护。此事已过去30多年，对那次失误的教训，我的感受极为深刻，以至多少年后那个情景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却。
有关党的发声亮剑篇3
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一部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红三军团担负中央交予的维护交通、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任务。彭德怀亲自率领十一团来到维古村。
这是个依傍高山、面临大河的村庄。河上的桥已被敌人破坏，隔河而望，红四方面军的队伍正向这边走来。双方虽是面貌可辨，可使尽力气喊话，对方仍是听不清楚。急中生智，他们互掷石头，在石头上缠上字条，相约在这里架设悬桥。听说在上游的以念有一道桥，彭德怀又来到以念。这里的绳桥也受到破坏，上下两条绳，只剩一条，河的对面就是红四方面军，双方仍然沿用维古的方法，向对岸掷石头。
十余分钟以后，接到这样的一个字条：“我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之一部到达了”，“我们是三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虽然取得了联络，但双方依然不能讲话，也不能渡河，仍是隔河相望着。
就在为难之际，红军战士在河岸的树林中找到了。于是四方面军的一个战士坐在筐子里将筐子拴在绳子上，从河对岸慢慢地荡过来了。接下来便是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以及其他官兵一个又一个地渡过来。双方终于会师成功。
两天后，维古的悬桥经红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共同努力，终于架设成功了。
有关党的历史故事：红军女战士“接受检查”
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宕昌哈达铺。
部队进入宿营地之后，所有小贩都向红军部队围拢过来。为避免买卖拥挤，各部红军战士都只派出采买员去购买东西，而且买卖用现大洋。群众觉得红军说话和气，买卖又公平，这样多的人马一点不嘈杂，都感到有点惊奇。
在这里更有意思的是几位汉族、回族农妇对于红军中做政治工作的女战士产生了兴趣，她们觉得这些女战士言语行动明明是女子，但细看她们穿着戎装、麻鞋，又缠上绑腿，配着手枪，雄赳赳地又引起她们怀疑。于是几个农妇格外亲热地拉着一个女同志向他们家里跑，因为她们对女战士是男是女还抱一点怀疑态度，所以向女战士“实行检查”。红军女战士当时被弄得莫名其妙，大家哗然一笑，然而那些“执行检查”的农妇们则更进一步“亲热”，请那些红色女战士上炕（北方睡土炕，凡有客人来了都请上炕，但女人的炕只请女客）。女同志不仅被请上炕，而且被农妇请吃了晚饭。
一般的战士们虽然没有农妇请吃晚饭，但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和白面、盐、油，与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数月不尝盐油之味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就像“困于囚笼之鸟儿，一旦逃脱而翱翔空中一样”。
红军经过短暂的休整，由此继续向陕北行进，由于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由于秋毫无犯的纪律，沿途都受到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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