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井冈山红色经典故事（（10篇））（全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井冈山红色经典故事（（10篇））（全文）,供大家参考。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为历史发生的地方,在这里,一根灯芯的背后都有一段悲壮、沉重又感人的难忘故事。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井冈山红色经典故事（十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井位于井冈山西北面，距茨坪6公里。

1928年夏天，红四军在这里设立了红军伤病员医务管理组(第四组)，当时全村的40多户农民家里，住了200多名伤病员。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改善伤病员的医疗条件，根据湘赣边界特委的决定， 1928年10月开始兴建小井红军医院。建院所需的木材、石料都是由井冈山军民上山砍伐、开采的，所需经费也是红军和群众节衣缩食自愿捐献的，共收到捐款1000余元。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建起了这栋两层木质结构、共32间、可容纳200名伤病员的病房。原打算建三栋这样的房子，因敌人进攻而停工。医院建好后命名“红光医院”，这是中国红军的第一所正规医院。院长曹镕，党代表肖光球，党总支书记曾志(女)，医生有：李宝森、段治中、谢秋月、伍海泉、伍文奎等。

当时医院的医疗设备很差，经常缺医少药。医院的医务人员自己采挖草药，自制医疗器械，同时利用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药品，采取中西两法治疗伤病员。

1929年1月，湘赣两省敌军调集18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红五军和王佐部在彭德怀、滕代远等指挥下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1929年1月29日，敌人在多次进攻不得手的情况下，买通了宁冈县斜源村游民陈开恩带路，绕过红军正面阵地偷袭了小井村。在医院养伤的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共130多人因来不及转移，全部落入敌军手中。敌军对红军伤病员严刑拷打，威逼伤病员说出红军主力的去向，伤病员们面对敌人的枪口，忠贞不屈、誓死如归，无一人开口。敌人未能达到目的，就把伤病员拖到小溪旁的稻田中用机枪扫射，红军伤病员全部英勇就义。英雄们倒下后，隐敝在深山密林里的井冈山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的遗体掩埋在这块稻田中。这130多名英雄究竟叫什么名字，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解放后，根据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回忆，才得知吴鸿禄、李玉发、朱娥龙和邓颖发等20多名伤病员的名字，大部分则为无名英雄。

1951年井冈山，井冈山军民将烈士们的部分遗骨从小井迁到茨坪重新墓葬，并建造革命先烈纪念塔。

1969年，井冈山人民政府在烈士牺牲的原地——距离医院一百多米远有一块小地，那里原是一片稻田，也是130多名烈士被枪杀的地方建造了一座烈士墓和烈士纪念碑，碑上书写着毛泽东题词“死难烈士万岁!”这就是现在的小井红军烈士墓，又名小井红军伤病员殉难处。

现在的井冈山一片祥和宁静，枪声和炮声早以不复存在，只有青山依旧，诉说着人间的悲喜。回顾战火硝烟的岁月，我们真的更要珍惜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继承井冈山革命精神，感恩先烈，坚定信仰，努力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1928年的一天，周介甫和赤卫队长邝金山带领几十个赤卫队员到山下去打土豪。正在审问土豪之时，突然被一百多个挨户团团兵把赤卫队包围了。当时赤卫队员的武器是极其落后的，根本无法与挨户团的武器装备相抗衡。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由队长邝金山带大队先走，周介甫带小队断后，掩护大队往深山撤退。

在成功完成掩护任务的返回过程中，周介甫这一支小队几次与敌人相遇，激战中，有的战士被俘、有的战士被杀，最后只剩下了周介甫一人，他利用树木与草丛的掩护，与敌人周旋，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周介甫一路退却着，最后退到了一处无法再退的悬崖绝壁处。前有追兵，后无逃路，而且子弹也已打光，只有一把大刀，周介甫咬紧牙关，搬起身边的石头向敌人砸去，当即砸死了好几个敌军。石头扔完了，敌人像马蜂一样地包围上来，周介甫又挥舞着大刀，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左劈右砍，后面的敌人被他的勇猛给震慑住了，不敢上前。

这时，敌人把人员分成多个小队，四面包围他，与他前后来回拼刺，就是想把他拖得筋疲力尽之后再捉活的。周介甫虽也看出了他们的意图，但又不得不招架，一时间杀得性起……然而，因体力消耗太大，他的刀越来越慢，越来越无力了，最后大刀一下子被敌人击落在地上。敌人奸笑着围了上来。眼看着就有被活捉的危险，但周介甫毫不畏惧，他大义凛然地说，告诉你们，想活捉我，没门。说完他转过去纵身跳下悬崖。敌人被他这种宁死不屈的气魄给吓倒了，只好对着悬崖下面胡乱地放了几枪，就垂头丧气地走了。

然而，周介甫跳下悬崖后，被崖壁上的树枝挡了好几次，最后掉在崖底软软的沙滩上，他并未摔死，只是昏死过去了，后来被一个好心的山民发现而获救。

从此，周介甫跳崖不死的英雄事迹迅速在当地传开了。

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志士的革命的英雄主义，就是在斗争中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们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已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种革命的英雄主义，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武器，必须不断地加以继承和发扬。

1928年4月底，黄克诚随朱德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部胜利会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永兴独立团编为十二师三十五团，黄克诚任团长。

朱毛会师后不久，敌人便对井冈山发动了第一次“会剿”。黄克诚所在的部队在井冈山下的黄坳与“会剿”敌军先头部队一个营打了一仗，虽然装备很差，却取得了预想不到的胜利。

然而，在井冈山呆了1个月左右，由于这里地狭人多，给养供应不上，红四军军委作出决定，湘南耒阳、永兴、郴县、资县四个县的农军编成四路游击队，返回湘南各县坚持斗争。这样，黄克诚带领三十五团回到了老家永兴。

湘南农军都是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组织纪律观念不强，而家乡观念却很浓，因此回到湘南不久便大都被打散了，三十五团最后只剩下了黄克诚和李卜成两个人。

这时的湘南地区，一片血雨腥风，黄克诚的名字更是早就上了敌人的黑名单，他们只得整天躲在山上，本来还打算寻找当地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以便重新开展工作，但是，经过两个月的潜伏，他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永兴全县被杀之人达三千人以上，留在当地的党员几乎全部被杀，湘南特委也杳无音讯。

虽然环境恶劣到了极点，但是黄克诚仍然没有气馁。1928年10月，黄克诚和李卜成踏上了寻找上级党组织的迢迢路程。

他们首先取道衡阳、长沙到了武汉。武汉当时的形势很不好，三、四天过去了，他们一无所获。由于手头上的钱不多了，黄克诚与李卜成商量，先到南京去看看再说。

在南京，他们遇见了在衡阳三师和广州政治讲习班的同学曾希圣，曾希圣也是来南京找党的，让黄克诚感到失望的是，曾希圣目前也是一无所获。他们既没有打听到党组织的消息，也没有解决经济困难的问题，不过幸运的是，最后通过一个同乡的关系，在10月下旬免费搭乘火车来到了上海。

上海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黄克诚相信在这里一定能找到党组织，但同时他也知道，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之下，党的活动一定是在极为隐密的状况下进行的，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党组织，谁也说不清楚，因此，黄克诚与李卜成准备在上海进行“持久战”。

首先，他们租了一间最廉价的小房子，自己买来苇席铺在地板上睡觉，然后又买了几件简单的炊具，自己动手烧饭。要持久就一定要有经济来源，于是，每天除了在街上东碰西撞想遇见熟人外，他们也想方设法地找工作，然而，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的佣工行，得到的答复都是一律不招男工。两个月过去了，黄克诚与李卜成在人生地不熟的大上海看尽了世人的白眼，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而无处不在的危险更是让他们时时绷紧神经。

正当俩人感觉走投无路的时候，黄克诚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他的老上级凌兆兴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师一五八旅当旅长并驻防在唐山的消息。于是，他立即提笔给凌兆兴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在上海的情况。凌兆兴很快回了信，并随信寄来二十块钱。就是这二十块钱，使黄克诚二人得以绝处逢生，渡过了最困难的关头。

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更大的喜讯在等待着黄克诚二人。1929年1月间，曾希圣由南京来到上海，找到黄克诚和李卜成，并告诉他们，他已经在上海找到了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哥哥曾钟圣，接上组织关系了!黄克诚和李卜成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迫不及待地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请求中央接转组织关系。党中央经过调查证实后，很快承认了黄克诚二人的组织关系，还派人看望并送来了生活费用。

此后，黄克诚受中央军委的派遣，到了唐山凌兆兴部开展地下工作，李卜成则留在上海工作。自此之后，他一直与上级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再也没有间断过了。

黄克诚将军一生坎坷曲折，对敌斗争和党内斗争的风风雨雨，给了他无数的磨难。但是，不管形势怎样变幻，他对党的忠诚之心却始终如一。早年，在风雨如磐的年月，他几经周折，加入了党组织。入党以后，由于斗争环境的残酷，他几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没有消沉，而是想方设法，多方寻找，最后总是靠着顽强的毅力和对党、对革命始终不渝的信念，重新找到党的组织。从他的这些不平凡经历，可以看出这位无产阶级老革命家对于理想信念、对于党的忠诚始终不渝的决心。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实现中国梦，就是要有这种政治定力，坚定不移走自己路，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吴仲廉1908年生于湖南省宜章县城。她在衡阳女三师读书时，正是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她和许多学生一起，冲破了宁静的寒窗生活，走出校门，投入到了大革命的洪流之中。1927年春，学校党组织根据吴仲廉的表现，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马日事变”发生后，衡阳女三师被反动军警包围，学生被迫停课。吴仲廉和同学张际春带领20多名同乡男女学生，日夜兼程赶回宜章。这批人后来都成了宜章暴动的火种。

第二天一早，吴仲廉就赶到离县城80多公里的琦石村。琦石是个有500多户人家的大村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宜章县委就转移到这里的启蒙学校开展地下活动。吴仲廉在琦石与衡阳省立三师的学生们一起秘密组建了宜章特别支部，彭晒担任党支部书记，她任组织委员。从此，吴仲廉也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7年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到宜章发动湘南暴动。宜章县委决定琦石的农民武装立即起义，吴仲廉也投入到武装起义的战斗当中。她负责后勤保障。她带领妇女和青年学生，始终坚守阵地，送茶饭、护伤员、火线喊饭、宣传鼓动，整整3天3夜没有合过眼。

宜章暴动的烽火，迅速燃遍了整个湘南。湘粤两省军阀出动了7个师的兵力，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反扑。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湘南农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向井冈山进军。

在这支队伍当中，有手持枪支和梭镖的农军，也有白发老翁、小脚女人和拖儿带女的妇女，有的全家都跟上来了。他们要摆脱敌军的追击，又要突破敌人的封锁，只有爬山越岭，天不亮就出发，深更半夜不宿营。但是，由于“包袱”太重，人困马乏，即便如此，一天也只能走四、五十里路。走在队伍中的吴仲廉很是着急。她沿途用铁皮话筒向乡亲们喊话：“乡亲们，我们是一支远征的队伍，这么多的婆婆娃娃怎么能行军打仗呢?你们回去一部分好不好?”

经过动员，沿途安置了一些红军家属，但还有许多人思想不通，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吴仲廉是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人，她非常体谅乡亲们的苦衷。因为在湘南，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了暴动，敌人一来，房子被烧了，家人被杀了，只有跟着部队走才是唯一活路啊!她心情沉重，一路走，一路想着办法。经过20多天的风雨颠簸，这支庞杂的队伍终于在4月底来到了井冈山。

到井冈山后，吴仲廉一个人做着几个人的工作。在红四军军委，她刻钢板、抄文件、印材料;行军时，她经常提着两个杉皮桶，一个装着石灰水，一个装着米浆糊，每到一地，就在路边的房屋墙上刷标语、贴布告。

1929年红四军下山向赣南进军时，为了沿途向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四言体布告，全文368个字，将红军的性质、任务、宗旨和方针政策写得一清二楚。红军进入赣南白区后，就一路走、一路抄、一路贴。下山途中，吴仲廉的主要任务就是抄写和张贴这份布告。它对争取群众，扩大革命影响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建国后，毛泽东又看到了这份布告，他在上面批字说：“这是红四军1929年1月从井冈山下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的布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在国家和民族陷于危机的关头，有多少革命者抛弃舒适的生活走向战斗，甚至奉献自己的生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幸福安康为念，同全体人民一道顽强拼搏、接力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共产党人的所应有的责任担当和不懈追求。

曾宝华，1898年生于遂川县原横岭乡茂园村坛子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为了穷人掌“印把子”献躯时只有32岁。

早年，曾宝华受当地土豪劣绅的欺压，父母被逼死，妻子被凌辱自缢身亡。胳膊拧不过大腿，曾宝华只得流落到万安等地，寻觅报仇雪恨的道路。

1925年，曾宝华在广东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当了一等兵。1926年秋季北伐军打到遂川，曾宝华报仇雪恨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他带兵征收土豪劣绅的军需款，横岭乡茂园村的地主豪绅冯久远、曾贞林、曾智水、曾信圭等都是被征对象，杀了他们的猪，清了他们谷仓，罚了他们的款，为穷人消了怒气。

大革命失败后，曾宝华回到万安乡下种田为生，但一直和万安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在遂、万两县党的组织下参加了1927年遂万农民自卫军遂川劫牢战斗。1928年1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进驻遂川城，点燃了遂川的星星之火。横岭乡茂园村实现全坑一片红，被命名为“全安乡”。曾宝华听到音讯后带着妻子郭桂英回到了老家茂园。他带领穷苦农民冲进大土豪郭老会家杀猪、担谷、捡家产，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当中。

曾宝华从农协会主席李邦万那里得知全安乡苏维埃政府没有公章时，说：“得马上刊刻，公章就是印把子，不能没有。”李邦万说：“你读过书，断文认字，给起个图样吧!”曾宝华接受任务后，左描右绘，反复琢磨，终于拿出了清样，经主席认可，次日请最精的木匠刊刻好公章，乡亲们细心地抚摸着这颗大印，万分激动地说：“我们穷人的一切都和这颗大印联系在一起。”

1930年10月，陈毅、毛泽覃率红军再次打回遂川，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再兴高潮。原全安乡苏维埃政府改名为“遂川县第三区第十三乡苏维埃政府”。曾宝华被选为赤卫队长，其妻郭桂英被选为第三区妇女主任，曾宝华连夜设计政府公章图样，第二天就交付使用。人民的“印把子”行使神圣权利，大长了作田人的志气，煞了土豪劣绅威风。

1930年冬，红军走了，遂川重新陷入危险之中，茂园村也不例外。郭老会等地主武装在遂川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报复，他们得知全安乡苏维埃政府还保存着一枚印章，便瞄上了赤卫队队长曾宝华一家。敌人把曾宝华关进水牢，每天严刑拷打，要他说出大印的下落。最后曾宝华被敌人打死。然后敌人又抓来了曾宝华的妻子郭桂英和他的儿子曾长生，当着郭桂英的面用铁锤一下一下地砸孩子，孩子被活活砸死。最后敌人又将郭桂英活活打死。

更为残忍的是事隔不久，郭老会的人又将曾宝华三人尸体挖出来，碎尸后用箩筐挑到山上用柴火烧尸灭迹。

解放后，党和人民为怀念惨遭杀害的曾宝华、郭桂英和小生命曾长生，在烈士遇难的地方，挖土葬于烈士墓内。杀害曾宝华一家的凶手也得到应有的惩处。

在曾宝华一家人的眼里，这不是一枚普通的印章，更是人民政权的象征，他们用生命捍卫着对自由、平等、幸福的向往。今天，对理想信念的检验，不像战争年代那样要付出生命和鲜血的代价，但依然可以分出优劣高低。我们当今需要是一份坚持、一份承诺，是对本色的一种坚守。

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攻下宁冈新城。在这次战斗中，击毙了敌营长王国桢，活捉了伪县长张开阳。这是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以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

新城战斗胜利后，有打扫战场的，有冲县衙门进行搜索的。县赤卫队队长蔡德华在县长张开阳的办公室翻抽屉时，突然掉下了一样东西，蔡德华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本土黄色的硬壳笔记本，他翻了翻，发现里面只有几页写了字。当时为了培养工农革命军和地方武装的指挥员，1927年12月，工农革命军就在龙江书院创办了第一期军官教导队，学员们由边界各县选派工农分子和部队中的干部参加，学习时间为三个月，毕业后，就回到部队或是地方上，担任红军的下级军官或赤卫队的指挥官。受中共宁冈县党组织的派遣，蔡德华参加了第一期军官教导队的培训。因为平常在教导队学习，想要有一张纸、一支笔，那可真是难上加难啊。所以，蔡德华向上级汇报并经过请求同意后，就把它留作自己做记录本了。

在往后的学习中，蔡德华更加地专心听讲，认真记录。从这本笔记本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蔡德华学习的内容。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蔡德华把自己保存的文件和资料装在竹筒里，藏在屋檐下，在坚持井冈山斗争的岁月里，蔡德华英勇牺牲了。1979年10月，他的儿子蔡菊妹拆除老屋翻盖新房时，工匠们见屋檐跌落一节用油纸封口的竹筒，以为里面装有值钱的东西，打开一看，全是些写了字的纸张，由于当时群众并不知其重要性，所以毫不在意，有的还用这些纸张卷生烟。当文物工作人员发现时，赶紧把剩下的这些散装的纸张拿回去整理之后加以收藏。

这是笔记本存有33张计66页，底页盖有蔡德华等人印章共17枚。其第1页至第12页为敌县长张开阳前往宁冈县赴任时的记事等，其余的就是蔡德华的笔记了。蔡德华是将笔记本反过来，由后往前使用的，有用钢笔写的，也有用铅笔写的。里面不仅记有蔡德华参加扩大会议，听取政纲报告和宣传分田分房屋的内容，以及抄写的国际歌、工农兵歌等内容，同时还记有毛泽东1928年2月24日为学员们讲政治课的十条内容。

毛泽东非常重视从思想上建党的问题，为了加强党的思想教育，特委举办了党团训练班，培训党的工作干部。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弥漫的血雨腥风环境下，共产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伟大成就，在这期间,富有成效的干部教育工作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为团体努力，作群众导师，到群众中去，到反动荆棘中去，不畏难，不怕死，不爱钱，为主义而牺牲。”这段铿锵誓言，为了牢记心中，井冈山斗争时期担任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文书的罗冬祥把它抄记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时，非常注重对地方党团组织的建设。边界的党、团组织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党团组织的迅速发展壮大，为建设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党团员的来源十分广泛，农民成份的党团员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期间，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党内部分同志因暂时的挫折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为了纠正革命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提高党团员的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培养军队和地方干部，湘赣边界特委在茅坪和茨坪等都举办了党团训练班。

1928年10月，特委在茨坪崇礼祠堂举办党团训练班，来自红四军每个连队和各区乡选派的党团干部在此集中学习了近一个半月。罗冬祥参加了这期的培训。罗冬祥，当时是新遂边陲特别区土岭乡工农兵政府的一名文书、新遂边陲特别区区委的文化科长兼秘书。训练班主要是分期分批地组织根据地内的党、团员集中学习、培训。在学习期间，遂川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印发了一份文件《共产主义者须知》，其中对“民主集中”是这样写的：“ 铁的团体，钢的纪律，命令绝对服从，全体大会为最高机关”。为了便于理解和记忆，罗冬祥将《共产主义者须知》的部分内容抄写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红四军下山后，为了保护好这本笔记本，罗冬祥就把本子的装订线拆了，把对折的毛边纸反过来之后，再对折，用棉线装订之后，就用这本本子给村子里记录红白喜事，这样，因写满了字，不会让人发现内页写了字，使得这本本子得以保存下来。解放后，当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建成后，罗冬祥成为了博物馆的第一名讲解员，他在给观众讲解毛泽东故事的同时，也有一种文物保护意识。他将自己在培训班的学习笔记本从阁楼上找了出来，捐赠给了正在井冈山收集革命文物的中国革命博物馆。

特委通过培养教育，使得边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在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以后，特别是学习了《共产主义者须知》，更加坚定了学员们革命斗争的信念和决心，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个工作大纲，不到四十个字，然而，要实践其中的要求、要完成其中的工作量，却足足需要一辈子，甚至几代人。共产党人宽阔的胸怀，高尚的情操，严谨的作风，力透纸背，溢于言表。这值得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去继承、去发扬。

1928年2月下旬，工农革命军攻占宁冈新城后，毛泽东同志在茅坪的阎仙殿前召开军民大会，一来庆祝新城战斗胜利，总结经验，表扬英勇战斗的将士;二来讲解工农革命军要优待俘虏。

会上，毛泽东说：“白军士兵中有不少是工人、农民出身的穷人，有许多人都是被强迫来当兵的，要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一起，去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打地主豪绅。他们过来，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多一分力量与敌人战斗。因此，我们要团结、争取更多的人与我们一起去反对反革命。”开始，有些人想不通，经毛泽东再三解释、疏导，大家思想转了弯。当即，毛泽东宣布了优待俘虏的几项具体规定：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四有伤的给予治疗，五愿意留的吸收参加红军，六愿意回去的发给路费。这就是我军历史上最早的优待俘虏政策。

当天晚上，被俘的国民党士兵都住在茅坪阎仙殿。晚上，军官教导队区队长陈士榘当值星官，在楼下看管俘虏。

值班室的墙上挂了一面红军军旗，中间摆着一张长方桌子和两条板凳，还有一盏马灯，一把铜壶和两只茶碗，这都是和俘虏谈话时用的。

陈士榘挎着一支德国造的3号驳壳枪，肩上挂着“执勤官”的红色标志，与另一个战士一起，在值班室踱来踱去。

夜深人静，阎仙殿楼上忽然传来了《国际歌》的歌声。陈士榘觉得奇怪，便侧耳静听。歌声先是轻轻的低吟，后来越来越大，悠扬激昂。三个唱段都唱完了，陈士榘的满腔热血也似乎沸腾起来了。

陈士榘虽然年轻,经验却很丰富。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随武汉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县城后，以士兵代表的身份，担任井冈山根据地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县政府常务委员，不久，提升为红军军官教导队区队长兼军事教员。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他锻炼了自己的政治敏感性。这时，陈士榘意识到，能如此完整而又声情并茂地唱出《国际歌》的不会是一般人。他决定顺藤摸瓜，把唱歌人的情况弄清楚。

陈士榘来到俘虏营楼上，问一群坐着的俘虏：“刚才是谁在唱歌?”

这时，一个看起来不上20岁的年轻人站了起来：“是我。”

“你唱的什么歌?”

“《国际歌》。”

“你叫什么名字?”

“谭甫仁。”

“你是从哪里学会唱《国际歌》的?”

“广东韶关。”谭甫仁对答如流。

谭甫仁看到值星官年纪和自己差不多，似乎也没什么敌意，于是认定，这就是自己的同志，便大胆地把自己的经历和盘托出：

“我是广东仁化县人，原来在韶关参加过北江农军学校第一期训练班学习，《国际歌》就是在学习期间学唱的。农军学校主任朱云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从农军学校回家后，参加过南昌起义，被打散后，被江西军阀朱培德部收编。这次随赣军二十七师的一个营调往宁冈新城驻防。我心中一直很忧郁，对国民党反动派很不满，只好高唱《国际歌》来排解忧愤和不满，唤起勇气和希望，同时也想用歌声呼唤自己的同志，寻找中国共产党。”

陈士榘一听，谭甫仁说的朱云卿就在井冈山担任团长，于是，派传令兵领他去见朱云卿。

在陈士榘的指引下，谭甫仁终于和朱云卿见面了。此时此刻，在落难时的谭甫仁见到自己的老上级，心情激动万分，只叫了一声“朱主任”，就说不出话来了，热泪漱漱地往下掉。

朱云卿见到谭甫仁也很激动，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广居同志(在北江农军学校时，谭甫仁使用广居的名字)，你的情况士榘同志都和我说了，你本来说是一位共产党员，现在重新回到革命队伍就好了。”

朱云卿一边安慰谭甫仁，一边让他坐下。两位战友在战争征途中久别重逢，心里都是说不出的欣喜与激动。谭甫仁最后还不忘请老领导为他在北江农军学校和北上武汉到南昌起义这段经历，替他向党组织说明解释。朱云卿笑着安慰他说：“这个不用你说我都会跟党组织讲清楚，你安心工作学习就是了，不要背包袱。”

从这天起，谭甫仁就被安排到红军军官教导队学习，不久担任上士文书、军部士兵委员会干事。他同陈士榘在革命队伍中一直并肩战斗。

后来，陈士榘把谭甫仁这一传奇式的事情报告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高兴地称赞谭甫仁：“这是一棵红色的苗子哩!”

从谭甫仁将军经历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忠诚。这种忠诚不是自然而然的产生，而是源于对党的朴素感情，对信仰信念的永不言弃。只有信念坚定了，忠诚才有牢固的基础，正所谓“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在潮汕失利后，一部分主力去了海陆丰，朱德率领的余部经过三河坝三昼夜激战，为了保存实力，于1927年10月3日撤出战斗，在饶平地区又汇集了潮汕失利后退出的一部分部队，共约两千余人。由于几次战斗失利，这时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在这个非常时刻，朱德挺身而出，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在饶平茂芝全德学校召开干部会议，讨论了革命形势和起义军的去向问题。他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决定到敌人力量薄弱、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湘粤赣边界地区去找“落脚点”，去打游击。在向赣南进军途中，朱德为了巩固这支部队，保存革命火种，于1927年10月初至11月下旬，先后进行了三次整顿。

天心圩整顿，是在1927年10月中旬进行的。这次整顿，主要是通过思想效育，稳定部队情绪，鼓舞革命斗志，坚定胜利信心。在天心圩的军人大会上，朱德非常严肃地指出：“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朱德的这次动员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他情辟地剖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问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使同志们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大庚整编是在10月底进行的。首先整顿了党团组织，加强党的领导。由陈毅主持，整顿了起义军的党、团组织。南昌起义虽然开始了我们党独立领导军队的新时期，然而，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少数连队外，一般连队还没有党团员。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经过这次整顿，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这支部队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其次是对部队建制进行了整编。把部队整编为一个纵队，由朱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纵队指导员(即党代表)，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经过整编，部队而貌焕然一新，形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休。这时，虽然只有七八百人，但这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是不灭的火种。

上堡整训是起义军于11月初到达崇义县的上堡后进行的。主要是整顿纪律和实施军事训练。朱德、陈毅一直很重视部队的纪律，并告诫大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没有纪律是不能生存的。”当时明确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全部归公，设立没收委员会，专管没收和处理缴获财物，并对部队普遍地进行了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

在上堡整训时，朱德还认真地抓了军事训练，起义军开始即由攻占大城市的武装暴动，向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转变，由正规战逐步向游击战转变。

在“赣南三整”中，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结合起来，这是朱德的独创，不仅对人民军队的巩固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还为以后的整党、整军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赣南三整”体现了共产党人能直面问题，不回避问题，勇于并善于解决问题。今天，面对各项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更加需要从问题入手，坚持问题导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不断开创新局面。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并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

9月初，在修水商会东厢房，团参谋何长工向副官杨立三、参谋陈树华传达了团长卢德铭的命令：“根据团党委扩大会议精神，我们要准备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把江西省防军的番号改为工农革命军。起义前，我们要设计好一面军旗。”

何长工认为，中国的工农革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通过武装斗争，使革命的星火燃遍全国。这面军旗里要有镰刀、斧头和五角星。何长工的设计思想得到杨立三、陈树华的赞同。于是，他们三人到裁缝店借来硬纸、剪刀、铁尺和画线用的粉包，不断地设计、比较和修改军旗的式样和尺寸。他们整整干了一个通宵，终于拿出了布局合理、比例适当、角度准确的设计方案。

第二天一早，他们到裁缝店用缝纫机缝制出来。制作军旗的布料为平江红布，是当地布店免费赠送的。旗布为红色，象征革命事业;红布旗正中是一个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角星内是镰刀斧头，代表工农，镶在旗杆左边的白布条上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毛笔字。军旗的整体含意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这样，一面庄重、神圣、鲜艳、凝聚工农革命意义的军旗就诞生了。

当年毛泽东曾写下《西江月·秋收暴动》：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词真实地描绘了秋收起义的军旗和起义时的情景。

当年共产党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出发，设计了这面能够给工农革命军带来光明与希望的军旗。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方向是一个政党选择和确定的道路及其目标，体现着一个政党的基本纲领或指导思想。这面旗帜代表着工农劳苦大众革命的方向。如今，我们同样要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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